「中國長久以來，就是世界上最富有且土壤最肥沃，最深耕，最勤勉，也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它似乎停滯不前很久了。馬可孛羅在五百多年前造訪中國時，所描述這國家的農業、工業和人口的情況，和今日到過中國的旅人的描述幾乎相同。」
讀了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在「勞務的工資」與「存貨的利潤」兩章中對中國的評論，竟有寒毛直豎之感。
亞當史密斯是十八世紀的人，出生於清朝雍正年間，卒於乾隆五十五年。中國的經濟從元朝到清初，甚至到清末，停滯不前。亞當斯密拿這例子來討論勞工與工資的供需關係。他指出，如果這五百多年間，中國的經濟停滯而沒有明顯成長，但這時期人口必然不會停止成長，代表雇主可以輕易雇用到人，因此絕對不缺人手，甚至是人浮於事。為了要搶到工作，人們就會競爭，壓低工資，只求能維持一家溫飽就行。而亞當斯密指出，與他同時期曾到過中國的人，即便各自有不同的經歷，卻都異口同聲說，中國的人工真是低廉！中國的工匠不像歐洲的工匠一樣，閒閒坐在店裡等顧客上門，而是要挑著扁擔，出門吆喝張羅生意，提供服務，或是貿易，有如上街討生計(begging employment)一樣。
他指出，雖然中國的經濟停滯，但城鎮人口卻非常稠密，這代表資源難以持續供應各階級維持同樣的雇用人數，因而階級是向下流動，甚至最糟糕的情況是淪為乞丐。「這樣的赤貧階級，是人數最眾多的，貧窮、飢荒或甚至死亡，最先衝擊這個階層，然後向上延伸，直到資源足夠供應那些從暴政和災難的蹂躪下倖存的人民為止。」亞當斯密補充說，孟加拉的情況與中國大致相同。
如果我們翻翻中國歷史，不難發現，亞當斯密指的那停滯的五百年，就是元末到清朝的期間。明朝閉關自守的習性延續到清朝，為了削弱鄭成功的力量，曾封閉海岸線，嚴禁沿海居民對外貿易。
這期間，有太多的福建廣東居民瀕臨飢荒貧窮，紛紛冒死偷渡移民台灣，或是遠渡南洋，只為了不想餓死家鄉。很多人到了異鄉落地生根，當中有些起家致富，有的在風暴下淪為波臣，但大多數人就是找到了一個更開闊的地方，繁衍後代。
管制人口移動與貿易，真的是對自己有利嗎？
停滯了五百多年，也停止了與外界的接觸，依然存留著自己是最富有大國的印象，卻不知這五百多年，歐美經歷了啟蒙時代，航海殖民，已經後來居上。乾隆之後，又繼續了一兩百年的蒙昧無知，才在西方船堅炮利，叩關要求開放通商口岸貿易下，突然醒覺。
有另外一本書值得與亞當斯密對中國的例子加以對照。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Benjamin Friedman在”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一書中的論點，一個國家經濟的強弱反映出其在「機會的開放、包容、經濟與社會的階級流動，公平與民主」等方面的程度。他的理論是，一個（對所有人）開放市場與競爭機會、包容移民、個人可憑努力晉身經濟與社會上層階級，公平及民主的國家，經濟也會比較發達。
如果是以他的標準來看，亞當斯密筆下封閉自滿的中國完全沒有那些特性，也就難怪經濟要停滯數百年了。但他和亞當斯密所著眼的經濟強弱，其實更多是以人均為出發點。否則亞當斯密就不會有「中國是富有的國家，但為數眾多的人民卻僅能掙扎於貧窮線上，求得溫飽」這樣的評論了。
看看我們今天，又滿足了幾項呢？美國自己的社會財富分配也越來越不公平，社會與經濟階級的流動越來越困難。財富的分配，其實很多是競爭機會的開放與否。如果社會中有嚴重的資訊不透明的情況，則內線交易、關說、貪腐、先知道要在預定建地鐵的沿線炒地皮等等，當然就會有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情況。
要讓政治長治久安？要讓經濟永續發展？恐怕統治者需要捫心自問，到底對達成公平民主，對移民（或農民工）的包容，對機會的開放和階級流動做了多少？還是自己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更要努力防止資訊的透明，機會的開放，壓制公平與民主？這就要憑個人的智慧，去做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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