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七）：中國經濟轉型，考驗習近平「烹魚」功力

最近，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香港參加亞洲金融論壇時表示，中國讓他心驚膽跳（China scares me），不是說中國政府的政策是錯的，而是調整（所牽涉的經濟）規模實在太大。

可不是嗎？中國已是全球第一大貿易國，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也已經超越美國。中國人民銀行在去年11月22日宣布進行兩年來的首次降息，特別是貸款利率調降的幅度大於存款利率，讓大陸股市狂飆，全年漲幅將近五成，可見大陸政策的影響力有多大。

政策改變讓沉悶已久的大陸股市上漲不是很好嗎？在這節骨眼上，克魯格曼在擔心什麼呢？「股市是經濟的櫥窗」，股市的多頭表現，不是意味著基本面的好轉嗎？

仔細分析背後支撐此可觀漲幅的主力，便可知道克魯格曼在擔心什麼。A股去年迄今的大漲，不是反映企業基本面的改善，而是降息的資金效應。從買進主力是散戶的融資買盤來看，不難了解投資人的心理因素－既然借錢的利率降得多，那麼借錢買股票，簡直太划算了，因此就助長了投機的心理。

然而，中國官員意料不到的是，企業借貸成本，降息後卻不降反升。降息約一個月後，中國五年期國債殖利率跳升15個基點，而AAA級和AA級債信評價為「優」和「佳」的企業債，殖利率竟分別跳升37和76個基點，更別說是債信不佳的企業了。考慮到此時發債必須為其債務付出更多的利息，許多原先計劃發債籌資的企業，紛紛打了退堂鼓。這與當初降息是為了解決中小微企業「借錢難」的初衷，背道而馳。（見http://www.nanzao.com/tc/money/44525/zhong-guo-jiang-xi-wei-he-jie-dai-cheng-ben-fan-shang-sheng）

為何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在正常情況下，貸款利率調降幅度應該要等於存款利率，但人民銀行決定讓貸款利率調降幅度大於存款利率，主要是著眼於讓現存的貸款人的壓力減輕。只是，官員沒有把「人性」考慮進去。即便存款利率下滑的速度沒有貸款利率低，如果能不花自己的錢，可以用更低的利率向銀行借錢來炒股，那麼獲利肯定會高於把錢存在銀行裡，這就是股民打的如意算盤。

然而，內地經濟成長放緩，加上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已經使經營環境惡化，銀行壞帳攀升，恐怕才是人民銀行決定降息的主因。

	工商銀行	建設銀行	中國銀行	農業銀行	交通銀行
不良貸款率(%)	1.06	1.13	1.07	1.29	1.17
2014年Q3不良貸款餘額（億元人民幣）	1154.71	1053.2	906.95	1034.66	408.72
較2013年底增加	217.82	200.56	174.24	156.85	90.58

中國最大的五家國營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和交通銀行的第三季財報（第四季財報尚未發布），都透露了呆帳正在累積的事實。（見表）誰是最大貸款人？當然是國企與地方政府。

因此，這個調整，最大受益人仍是政府、國企以及銀行（因為債務人利息壓力減輕，或許銀行呆帳增加的速度可以減緩），而不是人民銀行聲明稿中所說的中小微企業。

為什麼中小微企業貸款難？《國富論》裡面，亞當斯密在討論「貨幣（Of money considered as a particular branch of the general stock of the society, or of the expense of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capital）」時，以蘇格蘭的銀行的放款行為做為例子，謹慎的銀行只會跟他們有長期往來並對他們的債權有良好保障的對象往來，且放款的金額不會超過這些債務人在他們那裡的存款金額，以降低風險。這是金融企業營運的基本原則。

在中國，一些長期以來的潛規則卻扭曲了銀行對「風險」的定義。他們認為，中小微企業經營的風險自然大過有官方撐腰的國企與地方政府，而且他們借款的金額都小，如果為了拚業績，當然還是把錢借給長期往來，又有保障的國企與政府單位（這些國企的員工存款和公帳存款當然都會存在這些國營銀行裡）。即便知道國企營運效率不彰，地方政府債台高築，但相信到最後中央政府一定不會放任不管、任其出事，因此當然還是優先貸給國企與政府單位。

不但銀行因為巴賽爾協定III的監管條件趨嚴，必須保留足夠的準備金，不愛把資金借給中小微企業，民間資金也愈來愈難找。股市大漲，吸引愈來愈多人投入，也把大量的流動性資金凍結在股市裡。也難怪去年下半年來，許多地方傳出企業倒閉潮。

股市的大漲，在買盤集中於融資散戶時，反而是種咒詛。當融資利率高達8.6%，散戶卻仍瘋狂融資搶進股市，一旦股市缺乏續漲動能，開始一段較長時間大幅的拉回修正，融資戶就必須再繳保證金，若繳不起，就得面臨斷頭（被迫賣出股票）的命運。當一個股市短線已經有五成漲幅，這種情況發生的機率不低。斷頭賣壓引發的連鎖效應，將如重力加速度，甚至可能傷及實體經濟。

一個國家的政策走向，必然會牽動經濟民生的發展，對自由市場經濟體如美國、歐洲和台灣是如此，對計劃經濟體如中國，更是如此。此外，中國經濟規模如此巨大，市場與公共投資唯政府馬首是瞻，政策的任何調整，若未考慮周全，或是出發點仍以自身關係企業的利益為優先，難以避免會帶來始料未及的效應。

當13億人在政府的一個口令下朝同一個方向前進，會發生什麼結果？中國特別喜歡歌頌這種「人定勝天」的決心，但在《當10億中國人一起跳》這本書裡，卻讓我們看見了，中國過去盲目追逐GDP成長，或是文革時代唯物政治鬥爭超越誠信倫理的價值觀，一國一黨利益高於黎民百姓生存條件的作法，賠上了環境、健康、貧富差距、金融穩定、社會交易成本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未來恐怕還要為挽救已經污染的環境、扭曲的人性以及敗壞的官箴，付上很大代價。

習近平推動反貪腐、經濟由投資轉型為內需消費拉動、以及「法治社會」，廣泛受到國際的肯定，只是，「治大國如烹小鮮」，要如何在不可謂小的政策翻動下，讓一條在油鍋裡的小魚不被煎得傷皮傷肉，將大大考驗「習大廚」的手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