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上篇文章，我要強調，雖然薪資的不平等是天經地義的，但造成1%比99%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情況，絕對是制度的不健全，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情況。
在《天下雜誌》最近的「1%比99%的戰爭」專題報導裡面，已經透過文化大學副教授洪明皇的數據，以及中研院院士的稅改建議，明確指出稅制不公造成上述的問題，在此不再贅述。
但政策對市場多些管制，是好事嗎？有些比較反商的看法，的確是贊成該運用管制減少外來競爭的，這在太陽花學運時期，各種懶人包當中可找到許多例證。但是，以過去台灣曾經高度保護汽車工業的歷史來看，真的有培植出什麼偉大的汽車工業來嗎？為了保護當地農業，對國外進口的農產品如蘋果抽重稅，又真的保護了農民和消費者權益嗎？或許這些問題該由大家自己去找答案。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對於歐洲當時的政策，使得某些產業的競爭超過了正常的情況，並且限制勞工轉業與流動，使得那些產業的從業人員收入過低，大加抨擊。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使某些產業的競爭超過正常的情況？舉台灣的高等教育來說吧，過度氾濫的批准大專院校設立，導致現在學校搶學生，入學門檻超低…等亂象，應該也是一例。台灣倒是沒有禁止大學教師轉業，只是要從單純的學術校園生活跳到高度競爭的業界，可能頗讓教授們舉步維艱。如果時間能倒轉，教育部該如何做會更好呢？
亞當斯密認為，健康的市場競爭，要比政府強加的制度更好。他舉的例子，是法國國王規定麵包長度與售價，並交由公會執行。但執行這種法律，對社會大眾雖然沒有什麼害處，卻又有何益處？反而還要多聘很多執法人員去抽檢到底有沒有人違犯規定。
亞當斯密的論點，並不完全正確。的確，如果是交由市場競爭，一個店家賣貴了，消費者就不會去買，除非是那家做的東西比別家好吃得多，或是用料實在得多，讓消費者願意花更多錢去買。市場上多了選擇，比較有錢的人可以去選自己喜歡的，收入比較少的人，也還是可以買到比較廉價的麵包，這對店家和消費者，不是兩全其美嗎？但是，政府也不能完全放任店家而沒有任何監督，只是政府該做的，是去檢查店家有沒有造假，摻對人體有害的物質，或是過期還拿出來賣，處罰損害消費者權益的店家，而非是去控制價格。
讓我們聊聊完美的制度是可能存在的嗎？恰好彭明輝教授最近有篇文章，可以讓我們做批判性思考的範本：
http://mhperng.blogspot.tw/2014/06/and-more.html#more
彭明輝教授認為，新自由主義一直在壓縮弱勢勞工的生存空間，因為它實際上包含了四大要項：（1）推動國際貿易，加速產業出走（委外生產，out sourcing），因而加速勞工失業，使得勞動力市場對資方有利而對勞方不利；（2）壓制勞工團體，弱化他們的薪資協商權，使他們被資方各個擊破，在不利於勞方的市場氛圍下接受越來越低的實質勞動條件與所得；（3）國營事業民營化，變相取消國營事業對弱勢階層的消費補貼；（4）政府對富人減稅，並削減對弱勢的福利補貼。
彭教授在文章最後歸納，德國、荷蘭、奧地利的萊茵模式是比北美模式更好的一種資本主義。
後學才疏學淺，以下問題還真應該移樽就教一番：
1.
推動國際貿易就一定加速產業出走嗎？產業出走，就一定只有負面影響嗎？德國、荷蘭剛好都是貿易大國，德國也有不少大汽車廠，將產能移到中國製造，但德國的失業率卻是在創歷史新低，為什麼？
2.
拿柴契爾夫人經濟改革前的英國工會當例子好了，當時英國工會的權利大到足以癱瘓經濟，更別說薪資協商權有多大了，照彭教授的看法推論，應該是對全民最有利的囉？如果看當時的英國經濟，剛好相反，當時是英國經濟面臨衰退的時期，失業率達兩位數。這，又是為什麼？
3.
國營事業民營化，取消對弱勢階層的消費補貼，的確，民營化絕非萬靈丹，但恐怕也不能把補貼當作解決貧富差距的唯一解方。補貼卻沒有有效的排富條款，就會變成像之前的老農津貼那樣，成為弊端的源頭，讓富人多了一個鑽漏洞躺著賺錢的方法。要如何做，才能不至於使弱勢因為基本水電與燃料價格的調漲而變得更窮？推翻民營化，回復國營是可行的嗎？那以前被詬病的國營事業效率低下又如何解決？
4.
台灣政府在過去幾年的確是持續對富人減稅，但對弱勢的福利補貼，如果是從社會福利佔每年預算的比重來看，絕對沒有減少，反而在過去幾年明顯提升。
如果沒有所謂「完美的制度」，那怎麼辦呢？當然，這就得問：你想透過制度達成什麼目標？如果不可能用一套方法達成所有目的，何妨用多一些配套？但如果管制太多，會不會反而適得其反，讓市場窒息了？又該如何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