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家的信念Entrepreneur's Credo by Thomas Paine

以下是昨天碰巧在大陸中央電視台製播的"公司的力量"紀錄片裡看到的一段文字。這是美國建國先賢Thomas Paine寫在Common Sense這本小書裡面的一段，鏗鏘有力，讀了頗有共鳴，分享給大家，並試譯如下。

Entrepreneur's Credo　創業家的信念

I do not choose to be a common man,

我選擇不做平凡人，
It is my right to be uncommon … if I can,

選擇成為不凡是我的權利，如果我能的話
I seek opportunity … not security.

我尋求機會，而非安定
I do not wish to be a kept citizen.

我不想當個被豢養的公民
Humbled and dulled by having the
State look after me.

低聲下氣而愚鈍，仰賴國家養活
I want to take the calculated risk;

我會冒精密計算過的風險
To dream and to build.

擁有夢想，也動手建造
To fail and to succeed.

嘗試失敗，也享受成功
I refuse to barter incentive for a dole;

我拒絕以(自己賺來的)獎勵換取(別人的)救濟
I prefer the challenges of life

我喜愛生命中的挑戰
To the guaranteed existence;

勝於生存的保障
The thrill of fulfillment

喜愛成就帶來的興奮
To the stale calm of Utopia.

勝於烏托邦如死水一攤的寧靜
I will not trade freedom for beneficence

我不會以自由換取贈與
Nor my dignity for a handout

也不會用我的自尊換得施捨
I will never cower before any master

我絕不會在任何主人面前退縮
Nor bend to any threat.

也不會為任何威脅折腰
It is my heritage to stand erect.

生來就行得正、坐得直
Proud and unafraid;

自豪而不屈
To think and act for myself,

我獨立思考與行動
To enjoy the benefit of my creations

享受自己創作所帶來的收益
And to face the world boldly and say:

坦然面對世界並說：
This, with God’s help, I have done

這是藉著神的幫助，我所成就的
All this is what it means

這一切就是
To be an Entrepreneur.”

作為創業家的意義

―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羊考：羊年談羊

今天是2015年農曆除夕，繼之前寫的《豬考》，咱也來應個景，考「羊」一番。

2015年，時序是乙未，羊年。這幾天外國媒體開始熱烈討論，英文裡面的羊，有好幾種說法，到底是sheep（綿羊）、ram（公羊）、lamb（小羔羊）還是goat（山羊）。

目前似乎大家已經得到共識，由於甲骨文的「羊」是有兩支指向天空的角的羊，因此應該是山羊，而非綿羊。於是乎，英語新聞標題也開始一致地寫成：Celebrating the Year of the Goat。

不過在西方，山羊反而有負面的指涉。例如，old goat意即惹人討厭又固執的老傢伙，something gets someone’s goat，指的是激怒，acting like a goat意思是行為舉止十分愚蠢可笑。至於to separate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則是指把一群較好的（可能是學生、工人或任何東西）從其他的（較差的）分別出來。

綿羊因為個性溫馴，也是群體行動的動物，因而比較被喜愛。To make a sheep’s eye at someone，意思是以崇拜戀慕的眼神看著對方。

Wolf in a sheep’s skin，披著羊皮的狼。Black sheep，如果是在普通群體裡面，中文比較貼切的翻譯是害群之馬。如果是black sheep in the family，則「敗家子」、「不肖子孫」會是比較適合的說法。

羊因為個性膽怯，因而英文以「sheepish」一詞形容膽怯懦弱。羊群總是會跟著一隻帶頭的領袖前進，因此那隻帶頭的羊，就被稱為「領頭羊」，現在常被拿來描述引領成長風潮，表現最為優異的產業、產品或企業。羊群效應（sheep flock effect, or herd effect），指的則是市場經濟當中，個體喜歡盲目跟隨流行的從眾心理。但這可未必是件好事情：羊群只顧著盲目跟著領頭羊往前走，萬一領頭的羊失足掉落山谷，則沒有思考和判斷能力的羊，也就傻傻地跟著走向危險。

中文裡的羊，屬於吉祥的動物，倒沒有區分到底是山羊還是綿羊，公羊還是牡羊，老羊還是小羔羊。

說文解字說，羊，祥也。以羊為諧音的吉祥話挺多：喜氣羊羊、三羊開泰、羊羊得意、羊眉吐氣、羊威國際……。

雖然在餐廳或超市裡，羊肉的價格遠不如老饕們嗜食的牛肉，但在中醫裡，羊肉的滋補價值卻是牛肉高攀不上的。

**食尚羊肉

《本草綱目》稱羊肉的功效為「暖中補虛、養中益氣、開胃健身、益腎氣、養膽明目，治虛勞寒冷、五勞七傷」，因而營養價值高於豬肉、牛肉、雞肉，所以寒流來的時候，大家吃羊肉爐進補，可沒聽說過「牛肉爐、豬肉爐」的。什麼酸菜白肉（豬）、麻辣火鍋，都只是解饞用的，除了增廣腰圍外，大概沒有什麼其他的功效喔。

時間倒退數百年，在古代中國的菜市場或酒肆飯館裡，羊肉的價格可是高出其他肉類許多，只有有錢人才吃得起。這是為什麼？李開周先生寫的《吃一場有趣的宋朝飯局》裡提到，宋朝牛肉價格低廉，地位低下，不登大雅之堂，是平民百姓的最愛；但羊肉卻很貴，經常在御宴和貴族的飯局上出現。他並舉宋史當中的紀載，指出，宋高宗紹興元年，「羊肉一斤，為錢九百」，也就是說，一斤羊肉要賣九百文錢，而當時一個縣尉（相當於縣長）的月薪才七千七百文，一個月薪水還不夠買九斤羊肉。

這是為什麼呢？李開周說明，主要是因為，羊不能耕田，而且常會侵害田裡的農作物，所以中原的老百姓不養羊，只養牛。但宋朝那時候跟契丹進行貿易，每年進口的羊，少部份提供宮廷使用，大部份則拿到市場高價出售。而一般農家養牛的情況普遍，因此「物以稀為貴」。

南宋的軼事小札《侯鯖錄》也提到，蘇東坡寫的字很被皇城使姚麟喜愛，一個朋友名叫韓宗儒是個老饕，常常把蘇東坡寫了送他的書法作品拿去換羊肉若干斤回來吃。有天，韓宗儒送信來，換取蘇東坡的回信，但蘇東坡忙著其他事情，韓家的僕人不斷催促，蘇東坡忍不住笑了，跟韓家僕人說，要他回報主人，今天斷屠，沒有羊肉吃了。得用東坡的書法作品才能換到羊肉，可見羊肉在當時是非常昂貴的食物。

但在中國北方，羊肉卻是最平民的食物了。羊是遊牧民族最重要的資產，而且因為水源有限，主要的烹調法，是火烤全羊。由於西域與中東透過絲路貿易甚多，也引進了中東人的香料，來為烤羊提升美味。

回民烤羊，技術實在厲害。在北京吃羊肉串，老闆也不加任何烤肉醬，只消在羊肉串撒上孜然粉、辣椒粉和一些鹽，在火上來回翻動竹串，不但香味撲鼻，咬一口烤得恰到好處的羊肉，肉汁完全被封在裡面，與香料完美結合，在口腔中瀰漫開來。新疆飯館的烤羊腿便是一絕。風靡北京的涮羊肉，據說是元世祖忽必烈發明的。清朝滿人入關，也把塞外的羊肉吃法，帶進了關內。西安最有名的羊肉泡饃，則是另一種深受西域飲食影響的料理。

在台灣，因為很多人怕羊羶味，吃羊的人不多，導致羊肉料理除了羊肉爐就是沙茶羊肉，單調到不行。但印度、土耳其，或是西方菜系，卻都有很多羊肉的烹調法，或是燉煮，或是烤串，或是羊排炙燒，都巧妙使用各種香料和醬料進行調味。英國的主廚傑米奧利佛（Jamie Oliver），就研發了49種羊肉料理的食譜：http://www.jamieoliver.com/recipes/lamb-recipes/#hQMihXOZ5y1CUdhW.97

**宗教中的羊

羊在宗教中，一直是被用來當作祭祀的牲禮。不但西方的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如此，東方也是。《論語八佾篇》記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翻譯：子貢想去掉每月初一告朔之禮所供奉的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吾愛其禮。」

而羊對基督徒而言，意義更是深遠。在舊約和新約裡，共有747節經文提到「羊」。羊在舊約時代是猶太人重要的資產，但從摩西開始，神就以羔羊預表耶穌的犧牲。出埃及記十二章，以羔羊的血塗抹門楣，以避天使的擊殺。又立逾越節的例，羊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贖罪祭與平安祭都是以無殘疾（意即完美）的羊獻給上帝為燔祭。先知則以羊，比喻上帝的子民，也預言了數百年後耶穌的犧牲。以西結書34:11「主耶和華說，看啊，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將他們尋見，…我必親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們得以躺臥。」以賽亞書53：6「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他被欺壓，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到了新約，施洗約翰指著耶穌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耶穌則自稱為「羊的門」、「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他並交代彼得說，「牧養我的羊」。耶穌指的羊，就是信徒。彼得成為教會的第一任領導，也因他的信仰，被羅馬政府處以倒釘十字架的酷刑殉教。

哎呀，你可能會說，猶太人原本是游牧民族，當然跟羊有莫大關聯，跟中華文化沒太大關係吧。但你不得不稀奇，一些我們每天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卻很不可思議地有了連結。「義」這個字，指的是「無罪」，英文是「justified」 。從形象看，是一隻「羔羊」覆蓋在「我」之上。對照彼得前書1：18-19「知道你們得贖…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汙的羔羊之血。」因「羔羊」的血覆庇「我」，才能因「信」而稱「義」。是不是很奇妙呢？

雜七雜八講了這麼許多，最重要的還是要祝賀大家，羊羊得意，祥利蒸騰，福滿乾坤，喜樂延年！

國富論（七）：中國經濟轉型，考驗習近平「烹魚」功力

最近，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香港參加亞洲金融論壇時表示，中國讓他心驚膽跳（China scares me），不是說中國政府的政策是錯的，而是調整（所牽涉的經濟）規模實在太大。

可不是嗎？中國已是全球第一大貿易國，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也已經超越美國。中國人民銀行在去年11月22日宣布進行兩年來的首次降息，特別是貸款利率調降的幅度大於存款利率，讓大陸股市狂飆，全年漲幅將近五成，可見大陸政策的影響力有多大。

政策改變讓沉悶已久的大陸股市上漲不是很好嗎？在這節骨眼上，克魯格曼在擔心什麼呢？「股市是經濟的櫥窗」，股市的多頭表現，不是意味著基本面的好轉嗎？

仔細分析背後支撐此可觀漲幅的主力，便可知道克魯格曼在擔心什麼。A股去年迄今的大漲，不是反映企業基本面的改善，而是降息的資金效應。從買進主力是散戶的融資買盤來看，不難了解投資人的心理因素－既然借錢的利率降得多，那麼借錢買股票，簡直太划算了，因此就助長了投機的心理。

然而，中國官員意料不到的是，企業借貸成本，降息後卻不降反升。降息約一個月後，中國五年期國債殖利率跳升15個基點，而AAA級和AA級債信評價為「優」和「佳」的企業債，殖利率竟分別跳升37和76個基點，更別說是債信不佳的企業了。考慮到此時發債必須為其債務付出更多的利息，許多原先計劃發債籌資的企業，紛紛打了退堂鼓。這與當初降息是為了解決中小微企業「借錢難」的初衷，背道而馳。（見http://www.nanzao.com/tc/money/44525/zhong-guo-jiang-xi-wei-he-jie-dai-cheng-ben-fan-shang-sheng）

為何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在正常情況下，貸款利率調降幅度應該要等於存款利率，但人民銀行決定讓貸款利率調降幅度大於存款利率，主要是著眼於讓現存的貸款人的壓力減輕。只是，官員沒有把「人性」考慮進去。即便存款利率下滑的速度沒有貸款利率低，如果能不花自己的錢，可以用更低的利率向銀行借錢來炒股，那麼獲利肯定會高於把錢存在銀行裡，這就是股民打的如意算盤。

然而，內地經濟成長放緩，加上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已經使經營環境惡化，銀行壞帳攀升，恐怕才是人民銀行決定降息的主因。

	工商銀行	建設銀行	中國銀行	農業銀行	交通銀行
不良貸款率(%)	1.06	1.13	1.07	1.29	1.17
2014年Q3不良貸款餘額（億元人民幣）	1154.71	1053.2	906.95	1034.66	408.72
較2013年底增加	217.82	200.56	174.24	156.85	90.58

中國最大的五家國營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和交通銀行的第三季財報（第四季財報尚未發布），都透露了呆帳正在累積的事實。（見表）誰是最大貸款人？當然是國企與地方政府。

因此，這個調整，最大受益人仍是政府、國企以及銀行（因為債務人利息壓力減輕，或許銀行呆帳增加的速度可以減緩），而不是人民銀行聲明稿中所說的中小微企業。

為什麼中小微企業貸款難？《國富論》裡面，亞當斯密在討論「貨幣（Of money considered as a particular branch of the general stock of the society, or of the expense of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capital）」時，以蘇格蘭的銀行的放款行為做為例子，謹慎的銀行只會跟他們有長期往來並對他們的債權有良好保障的對象往來，且放款的金額不會超過這些債務人在他們那裡的存款金額，以降低風險。這是金融企業營運的基本原則。

在中國，一些長期以來的潛規則卻扭曲了銀行對「風險」的定義。他們認為，中小微企業經營的風險自然大過有官方撐腰的國企與地方政府，而且他們借款的金額都小，如果為了拚業績，當然還是把錢借給長期往來，又有保障的國企與政府單位（這些國企的員工存款和公帳存款當然都會存在這些國營銀行裡）。即便知道國企營運效率不彰，地方政府債台高築，但相信到最後中央政府一定不會放任不管、任其出事，因此當然還是優先貸給國企與政府單位。

不但銀行因為巴賽爾協定III的監管條件趨嚴，必須保留足夠的準備金，不愛把資金借給中小微企業，民間資金也愈來愈難找。股市大漲，吸引愈來愈多人投入，也把大量的流動性資金凍結在股市裡。也難怪去年下半年來，許多地方傳出企業倒閉潮。

股市的大漲，在買盤集中於融資散戶時，反而是種咒詛。當融資利率高達8.6%，散戶卻仍瘋狂融資搶進股市，一旦股市缺乏續漲動能，開始一段較長時間大幅的拉回修正，融資戶就必須再繳保證金，若繳不起，就得面臨斷頭（被迫賣出股票）的命運。當一個股市短線已經有五成漲幅，這種情況發生的機率不低。斷頭賣壓引發的連鎖效應，將如重力加速度，甚至可能傷及實體經濟。

一個國家的政策走向，必然會牽動經濟民生的發展，對自由市場經濟體如美國、歐洲和台灣是如此，對計劃經濟體如中國，更是如此。此外，中國經濟規模如此巨大，市場與公共投資唯政府馬首是瞻，政策的任何調整，若未考慮周全，或是出發點仍以自身關係企業的利益為優先，難以避免會帶來始料未及的效應。

當13億人在政府的一個口令下朝同一個方向前進，會發生什麼結果？中國特別喜歡歌頌這種「人定勝天」的決心，但在《當10億中國人一起跳》這本書裡，卻讓我們看見了，中國過去盲目追逐GDP成長，或是文革時代唯物政治鬥爭超越誠信倫理的價值觀，一國一黨利益高於黎民百姓生存條件的作法，賠上了環境、健康、貧富差距、金融穩定、社會交易成本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未來恐怕還要為挽救已經污染的環境、扭曲的人性以及敗壞的官箴，付上很大代價。

習近平推動反貪腐、經濟由投資轉型為內需消費拉動、以及「法治社會」，廣泛受到國際的肯定，只是，「治大國如烹小鮮」，要如何在不可謂小的政策翻動下，讓一條在油鍋裡的小魚不被煎得傷皮傷肉，將大大考驗「習大廚」的手藝。

國富論（六）：瑞士法郎與通縮

部落格停了半年多，雖然《國富論》閱讀計劃沒有停止，但是時間隔太久，本來畫線要分享的重點到了現在反而不知如何切入了。不過，瑞士最近宣布取消先前把匯率釘住歐元的政策，讓全球匯市大亂，倒是不失為一個好例子。

「瑞士法郎？Who cares？」幾天前我拿這事想跟周遭同業討論時，被潑了一桶冷水。除了再添一個台灣人缺乏國際觀及對世界全無好奇心的例子外，我忍不住賭氣去找這個問題的答案。

猜猜看，除了金融機構外，Who cares？網球天王費德勒cares。經濟學大師克魯格曼（Paul Krugman）cares。全球各大媒體care。台灣央行cares。

瑞士法郎的重要性的確比不上美元、歐元、日圓、英鎊等組成全球央行外匯存底的硬貨幣和近年崛起的人民幣，但它一直是重要的避險貨幣，也因此在2011年歐債危機最緊迫時，吸引大量熱錢從歐洲各地湧入。在那之前，瑞士法郎兌歐元匯率是0.7:1，但歐債危機時期，竟然飆到接近1:1，並把瑞士國內的物價推升。為了逼退熱錢，瑞士央行連續降息，卻沒有用，只好使出撒手鐧，宣布管制瑞士法郎兌歐元匯率，歐元不得低於1.2瑞郎（換言之，瑞郎=0.83歐元）。

事過境遷，正當大家逐漸淡忘這件事，面對歐元區經濟疲弱不振，更瀕臨通縮邊緣，歐元區如果真的要開始擴大量化寬鬆規模，歐元幣值必將持續下滑，瑞士央行擔心這將加重他們在匯市干預以維持固定匯率的成本，因而在市場完全沒有預期的狀況下，在1月15日宣布取消之前的禁令，瑞士法郎也就因此一飛沖天，兌歐元匯率截至1月20日漲幅達17%。

瑞士網球名將費德勒20日在澳洲網球公開賽被記者問到，瑞士法郎大漲是否也衝擊到他？「當然，」他繼而開玩笑說：「這是否意味著我得贏才行？」不過，即便拿下澳網公開賽的金盃，拿到310萬澳元支票，折算成瑞郎後，也比1月15日前縮水了17%。

至於其他人呢？我們受到的衝擊是什麼？全球匯市是密切連動的，瑞士法郎飆漲，也帶動它對其他貨幣強勁升值，當天瑞士法郎對美元匯率暴漲21%，牽動其他非美元貨幣兌美元大漲，台幣對美元次日盤中一口氣漲2.4角，終場收高1.4角。

別忘了，去年年底前出版的所有2015年財經預測都一面倒地看多美元，那些當初因此重兵佈署美元部位而且還用自動執行系統停損的人，遇到這種意料之外的情況，心痛不已。再次證明：在匯市，從來是看短不看長，區間操作為上。

好了，言歸正傳，這和國富論有什麼相關？

國富論通篇環繞的中心議題，就是「供給」和「需求」決定「價格」。

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指出，他懷疑瑞士央行的聲明，只說了一半的實話。因為歐洲央行到底會不會擴大ＱＥ，到目前都止於大家預期的階段，背後應該是有新一波的大筆熱錢跑到瑞士去避險，使得瑞士央行實在撐不住了。「但這還不是重點，…事實上，這充分顯示了通縮是多麼棘手的一件事，而它正在影響全球的許多地方，不僅是歐洲和日本，很可能中國也會，一旦陷入，就很難脫身，」克魯格曼如此警告。

通縮，還是供需失衡的問題。經濟學對通膨的定義是，太多的錢追逐太少的商品，以至於商品價格不斷上漲。通縮則是，商品供應太多，需求卻不足，導致價格不斷下跌。等大家對價格下降的預期心理形成，人們還是會選擇等待，而不消費。

不過我們可以想得更深一點：是什麼造成需求／消費力不足？是因為沒有消費意願，還是價格消費不起（房價過高，所得不足或是被房貸擔子壓得喘不過氣來）？是因為產能嚴重過剩，無法吸收？還是因為政策把某些消費與某個價值觀（例如貪腐）畫上等號，導致不但是高官不敢消費了，連民眾也都因怕被貼標籤而不消費了？

克魯格曼建議各國政府要保持貨幣寬鬆，不要太早升息，不可過度低估通縮的威力。不過，他沒有回答到的問題是：如果是產能過剩，或是消費需求不足，那就算ＱＥ灑再多錢，真的能止得住經濟陷入通縮嗎？

國富論（五）：放任vs管制

接續上篇文章，我要強調，雖然薪資的不平等是天經地義的，但造成1%比99%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情況，絕對是制度的不健全，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情況。

在《天下雜誌》最近的「1%比99%的戰爭」專題報導裡面，已經透過文化大學副教授洪明皇的數據，以及中研院院士的稅改建議，明確指出稅制不公造成上述的問題，在此不再贅述。

但政策對市場多些管制，是好事嗎？有些比較反商的看法，的確是贊成該運用管制減少外來競爭的，這在太陽花學運時期，各種懶人包當中可找到許多例證。但是，以過去台灣曾經高度保護汽車工業的歷史來看，真的有培植出什麼偉大的汽車工業來嗎？為了保護當地農業，對國外進口的農產品如蘋果抽重稅，又真的保護了農民和消費者權益嗎？或許這些問題該由大家自己去找答案。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對於歐洲當時的政策，使得某些產業的競爭超過了正常的情況，並且限制勞工轉業與流動，使得那些產業的從業人員收入過低，大加抨擊。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使某些產業的競爭超過正常的情況？舉台灣的高等教育來說吧，過度氾濫的批准大專院校設立，導致現在學校搶學生，入學門檻超低…等亂象，應該也是一例。台灣倒是沒有禁止大學教師轉業，只是要從單純的學術校園生活跳到高度競爭的業界，可能頗讓教授們舉步維艱。如果時間能倒轉，教育部該如何做會更好呢？

亞當斯密認為，健康的市場競爭，要比政府強加的制度更好。他舉的例子，是法國國王規定麵包長度與售價，並交由公會執行。但執行這種法律，對社會大眾雖然沒有什麼害處，卻又有何益處？反而還要多聘很多執法人員去抽檢到底有沒有人違犯規定。

亞當斯密的論點，並不完全正確。的確，如果是交由市場競爭，一個店家賣貴了，消費者就不會去買，除非是那家做的東西比別家好吃得多，或是用料實在得多，讓消費者願意花更多錢去買。市場上多了選擇，比較有錢的人可以去選自己喜歡的，收入比較少的人，也還是可以買到比較廉價的麵包，這對店家和消費者，不是兩全其美嗎？但是，政府也不能完全放任店家而沒有任何監督，只是政府該做的，是去檢查店家有沒有造假，摻對人體有害的物質，或是過期還拿出來賣，處罰損害消費者權益的店家，而非是去控制價格。

讓我們聊聊完美的制度是可能存在的嗎？恰好彭明輝教授最近有篇文章，可以讓我們做批判性思考的範本：

http://mhperng.blogspot.tw/2014/06/and-more.html#more

彭明輝教授認為，新自由主義一直在壓縮弱勢勞工的生存空間，因為它實際上包含了四大要項：（1）推動國際貿易，加速產業出走（委外生產，out sourcing），因而加速勞工失業，使得勞動力市場對資方有利而對勞方不利；（2）壓制勞工團體，弱化他們的薪資協商權，使他們被資方各個擊破，在不利於勞方的市場氛圍下接受越來越低的實質勞動條件與所得；（3）國營事業民營化，變相取消國營事業對弱勢階層的消費補貼；（4）政府對富人減稅，並削減對弱勢的福利補貼。

彭教授在文章最後歸納，德國、荷蘭、奧地利的萊茵模式是比北美模式更好的一種資本主義。

後學才疏學淺，以下問題還真應該移樽就教一番：

1.      推動國際貿易就一定加速產業出走嗎？產業出走，就一定只有負面影響嗎？德國、荷蘭剛好都是貿易大國，德國也有不少大汽車廠，將產能移到中國製造，但德國的失業率卻是在創歷史新低，為什麼？

2.      拿柴契爾夫人經濟改革前的英國工會當例子好了，當時英國工會的權利大到足以癱瘓經濟，更別說薪資協商權有多大了，照彭教授的看法推論，應該是對全民最有利的囉？如果看當時的英國經濟，剛好相反，當時是英國經濟面臨衰退的時期，失業率達兩位數。這，又是為什麼？

3.      國營事業民營化，取消對弱勢階層的消費補貼，的確，民營化絕非萬靈丹，但恐怕也不能把補貼當作解決貧富差距的唯一解方。補貼卻沒有有效的排富條款，就會變成像之前的老農津貼那樣，成為弊端的源頭，讓富人多了一個鑽漏洞躺著賺錢的方法。要如何做，才能不至於使弱勢因為基本水電與燃料價格的調漲而變得更窮？推翻民營化，回復國營是可行的嗎？那以前被詬病的國營事業效率低下又如何解決？

4.      台灣政府在過去幾年的確是持續對富人減稅，但對弱勢的福利補貼，如果是從社會福利佔每年預算的比重來看，絕對沒有減少，反而在過去幾年明顯提升。

如果沒有所謂「完美的制度」，那怎麼辦呢？當然，這就得問：你想透過制度達成什麼目標？如果不可能用一套方法達成所有目的，何妨用多一些配套？但如果管制太多，會不會反而適得其反，讓市場窒息了？又該如何做呢？

國富論（四）：如何避開22K陷阱

荒廢部落格多時，是該再拾起筆來耕耘了。已經訂下的讀書計畫，如果中途而廢，等於是給讀者們一個最壞的示範。那麼，就讓我們重新回到亞當斯密的世界。

先來講個真實發生的小趣事。有個外國朋友，是自己創業的資本家。聽到我跟他太太聊到，一個理想的社會，是一個均富的社會，也就是天下為公，英文大概可用common wealth這樣的概念來翻譯，他的反應卻是：你們想要的是共產社會嗎？Are you vying for a communist society?

你聽了這樣的反應，是大驚失色？還是大惑不解？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當貧富懸殊到一個地步，當市場開放僅讓1%的人得到絕大部分的好處，竟讓人們開始又去探尋一個財富重新分配的可能性，即便走到極端，就是那個已經證明實驗失敗的結果。

但很多事情的道理，其實幾百年來是沒有改變的。國富論裡，其實已經對此進行討論。現在的人，炒作22K與1%等議題，相信是為了引起大家對貧富日益懸殊問題的重視。但當制度的改革權仍握在既得利益者手中（兩大黨都是），平民百姓與其望穿秋水，建議先想清楚背後道理，自尋出路比較快。

國富論第十章，標題為：論從事不同勞務與營運貨物(stock)之薪資與營利（Of wages and profit in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labor and stock），所討論的核心議題，就是因勞務與貨物的性質不同，所提供的價值不同，因而產生薪資與收益的差異。

短短一句摘要，是否內容便已不辯自明？

造成工資有高低差異的因素有哪些？亞當斯密指出，服務所需的技術高低、辛苦程度、習得該項技術所需投入的成本（時間和金錢）、該項服務是否容易取得，以及該項服務是否需要高度誠信等等，往往造成薪資的不同。

所以，如果自己的薪資一直持續停留在22K，反而應該自問：這工作是否太舒服？是否有太多人在這行業競爭？是否所需的技術門檻太低？以及這不是一個需要高度專業和誠信就能提供的服務？那如果這些條件都不會改變，你如果還選擇留在這行業，又是為了什麼？如果選擇留下來，抱怨有幫助嗎？有可能提升自己的技術和服務品質，來爭取更高的薪資嗎？

「在任何行業裡，能達到卓越水準的，將因為超越眾人的技術而得到大眾的仰慕，因而能獲得豐厚回饋。」這樣的例子，從米其林三星主廚，到世界技職賽冠軍，不一而足。

雖然台灣因為十年教改導致技職教育斷層，使得現在各種藍領工作因為缺工而薪資水準遠高於白領，但家長和學子千萬不可因為看薪資高就又一窩蜂湧進某個目前看起來很吃香的行業。一定要肯吃苦、上進，把手藝練到極致，才有成功的可能。進入一個行業，絕對不是高薪的門票，因為市場人才的供需是動態變化的。這個行業現在高薪，一定會吸引更多人進入，但如果它的習藝成本與進入門檻低，市場很快就飽和，到時就又變成另一個22K血腥戰場。

我去新加坡拜訪台灣最年輕五星級飯店主廚江振誠時，閒聊之際才知道，他除了愛做菜以外，也愛看書，學習語言。他與其他能做一手好菜的主廚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把烹飪當作是一種藝術在追求，他相信藝術需要吸收來自文化的養分，才能有發揮創意的空間。但他為了達到這樣的境界，吃了很多苦，卻樂在其中。22K的小朋友，你們準備好做同樣的犧牲了嗎？

這個世界因為網路與通訊的快速變化，國界模糊了，時差縮短了，因而現在的就業市場有跟亞當斯密所處時空不同的需求。跨國界、跨文化、跨界π型人的需求越來越高，因此，當一個國家的產業與國際市場脫節，所能提供的服務與價值，自然不被市場所接受。人才也是一樣，如果只把自己的舞台鎖定在台灣，能力也只能在台灣有價值，自然會害怕外面的人來跟自己競爭。相反的，如果你自己就是個能跨越國界、跨越文化障礙的人才，反而會想藉機拓展市場到國外，又怎會害怕開放市場？

市場派的經濟學家，認為市場會基於供需的狀況，對貨物與服務的價值做出最公平的判斷，因此堅持，應由市場來做淘汰與選擇，政府不應介入太多。這點，國富論也對政策造成的不平等有所批判。當然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而政府適時地介入，也是必要的。人們在討論制度時，總是容易陷入一種要求完美的迷思，但這是不存在於現實的。之前學的正好與制度有關，在法律系開的Introduction to Regulation課程有不小的收穫，我們可以在下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以及其解方。

台灣在上半年經歷了關於全球化到底是罪惡還是福音、自由貿易到底是引狼入室還是提升競爭力等等的辯論。老實說，在那樣肅殺的氛圍下，的確造成了沉默螺旋效應。這也是為什麼我選擇不在那時繼續寫國富論讀書報告的原因。現在的台灣是否比較理性了？我沒有答案，畢竟這只是一個讀書心得，我尊重大家的言論自由，也希望大家能尊重我思考與寫作的自由。

讀書筆記 國富論(三)：亞當斯密看中國

「中國長久以來，就是世界上最富有且土壤最肥沃，最深耕，最勤勉，也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它似乎停滯不前很久了。馬可孛羅在五百多年前造訪中國時，所描述這國家的農業、工業和人口的情況，和今日到過中國的旅人的描述幾乎相同。」

讀了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在「勞務的工資」與「存貨的利潤」兩章中對中國的評論，竟有寒毛直豎之感。

亞當史密斯是十八世紀的人，出生於清朝雍正年間，卒於乾隆五十五年。中國的經濟從元朝到清初，甚至到清末，停滯不前。亞當斯密拿這例子來討論勞工與工資的供需關係。他指出，如果這五百多年間，中國的經濟停滯而沒有明顯成長，但這時期人口必然不會停止成長，代表雇主可以輕易雇用到人，因此絕對不缺人手，甚至是人浮於事。為了要搶到工作，人們就會競爭，壓低工資，只求能維持一家溫飽就行。而亞當斯密指出，與他同時期曾到過中國的人，即便各自有不同的經歷，卻都異口同聲說，中國的人工真是低廉！中國的工匠不像歐洲的工匠一樣，閒閒坐在店裡等顧客上門，而是要挑著扁擔，出門吆喝張羅生意，提供服務，或是貿易，有如上街討生計(begging employment)一樣。

他指出，雖然中國的經濟停滯，但城鎮人口卻非常稠密，這代表資源難以持續供應各階級維持同樣的雇用人數，因而階級是向下流動，甚至最糟糕的情況是淪為乞丐。「這樣的赤貧階級，是人數最眾多的，貧窮、飢荒或甚至死亡，最先衝擊這個階層，然後向上延伸，直到資源足夠供應那些從暴政和災難的蹂躪下倖存的人民為止。」亞當斯密補充說，孟加拉的情況與中國大致相同。

如果我們翻翻中國歷史，不難發現，亞當斯密指的那停滯的五百年，就是元末到清朝的期間。明朝閉關自守的習性延續到清朝，為了削弱鄭成功的力量，曾封閉海岸線，嚴禁沿海居民對外貿易。

這期間，有太多的福建廣東居民瀕臨飢荒貧窮，紛紛冒死偷渡移民台灣，或是遠渡南洋，只為了不想餓死家鄉。很多人到了異鄉落地生根，當中有些起家致富，有的在風暴下淪為波臣，但大多數人就是找到了一個更開闊的地方，繁衍後代。

管制人口移動與貿易，真的是對自己有利嗎？

停滯了五百多年，也停止了與外界的接觸，依然存留著自己是最富有大國的印象，卻不知這五百多年，歐美經歷了啟蒙時代，航海殖民，已經後來居上。乾隆之後，又繼續了一兩百年的蒙昧無知，才在西方船堅炮利，叩關要求開放通商口岸貿易下，突然醒覺。

有另外一本書值得與亞當斯密對中國的例子加以對照。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Benjamin Friedman在”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一書中的論點，一個國家經濟的強弱反映出其在「機會的開放、包容、經濟與社會的階級流動，公平與民主」等方面的程度。他的理論是，一個（對所有人）開放市場與競爭機會、包容移民、個人可憑努力晉身經濟與社會上層階級，公平及民主的國家，經濟也會比較發達。

如果是以他的標準來看，亞當斯密筆下封閉自滿的中國完全沒有那些特性，也就難怪經濟要停滯數百年了。但他和亞當斯密所著眼的經濟強弱，其實更多是以人均為出發點。否則亞當斯密就不會有「中國是富有的國家，但為數眾多的人民卻僅能掙扎於貧窮線上，求得溫飽」這樣的評論了。

看看我們今天，又滿足了幾項呢？美國自己的社會財富分配也越來越不公平，社會與經濟階級的流動越來越困難。財富的分配，其實很多是競爭機會的開放與否。如果社會中有嚴重的資訊不透明的情況，則內線交易、關說、貪腐、先知道要在預定建地鐵的沿線炒地皮等等，當然就會有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情況。

要讓政治長治久安？要讓經濟永續發展？恐怕統治者需要捫心自問，到底對達成公平民主，對移民（或農民工）的包容，對機會的開放和階級流動做了多少？還是自己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更要努力防止資訊的透明，機會的開放，壓制公平與民主？這就要憑個人的智慧，去做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