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準、降息、人民幣貶值都沒效？ 被大陸遺忘的經濟解方

「美國打噴嚏，全球都感冒」這句話，在10年以前，應該是很多人的共識。曾幾何時，「中國打噴嚏，全球直哆嗦」似乎更適合眼下的這時刻。

上週五(21日)發布的大陸8月財新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跌到六年新低，當天美股道瓊工業指數就暴跌逾500點，週一再繼續觸發全球股災；人民幣走貶，新興市場貨幣跌得更重；大陸7月進出口雙雙衰退逾8%，官員說情勢比原先預期更嚴峻，當日銅價就跌破每噸5,000美元。

大陸已經從世界工廠成為許多國家的重要市場，是讓全球都擔心大陸的原因之一；但會對市場信心造成這麼大的衝擊，是因為許多人心裡都有一個不敢問出口的問題：大陸到底怎麼了？

其實大陸政府已經很努力了，只是不知為什麼就是提振不起經濟。是方法不對呢？還是沒有對症下藥？

連續降息、降準卻沒有起色

從2014年11月以來，大陸已經降息4次了，期間也調降了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經濟到了7月卻一直沒有起色，這和過去降息之後通常最晚半年就會有效果浮現的情況非常不同。

截至7月，大陸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已經連續跌了41個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也還未脫離緊縮境地。 7 月零售額僅年增 10.5% 、7 月工業生產增幅自 6 月的 6.8% 降至 6.0% ，都比分析師的預估值差；1~ 7 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年增 11.2%，創2000年以來最低升幅。

用股市衝經濟卻引發嚴重副作用

大陸股市原先被視為一個轉機，因為從2014年重啟首次公開發行(IPO)市場以及開放滬港通以來，大陸從第4季開始狂飆，各界都非常看好。上證指數原本到4000點附近已經出現疲態，似乎是該喘口氣養精蓄銳來累積下一波牛市的時候了，沒想到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等卻在那時開始搖旗吶喊「國家牛市」降臨，放開了融資融券的槓桿之門，指數最高衝到5121點。當時國際媒體報導就猜測，可能是經濟太糟了，得靠資本市場來幫GDP灌灌水，才能拉到7%達標。

但欲速則不達，沒有基本面支撐的股市果然暴跌，據彭博社估計，截至7月市值已蒸發了3.5兆美元。但經濟學家指出，大陸人口僅15%有投資股市，因此股市的漲跌對於整體經濟的影響也相對有限，所以當初為何會用國家資源來動員人民進股市？這點頗令人費解。

但政策失誤帶來的代價可不小：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 則估計，從組「國家隊」進股市野蠻護盤以來，大陸政府已經砸了人民幣9,000億元在股市裡，可是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持續買股救市行動，證明是白忙一場：8月24日上證指數收盤重挫8.5%，抹去2015年以來的所有漲幅。

稍早之前，或許已經無計可施，大陸央行在看到救市行動令人民幣貸款大增1.61兆元，而人民幣實質匯率自2014年以來卻升值10%，斷然決定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三天內貶值4.6%，雖然官員表示央行主導人民幣貶值的目的並非想刺激出口，也無意挑起貨幣戰爭，但進退失據的窘態卻已讓人盡收眼底。

而且，由於熱錢加速出逃，人民幣貶值又令資金趨緊，包括澳新銀行、瑞銀、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機構都預估大陸下半年會再降息、降準，而人民幣匯率在12個月內可能會繼續貶值到6.6。恐怕後續的效應，還有得處理。

最該做的，卻沒有做

大陸真的黔驢技窮，找不到救經濟的法寶了嗎？其實不然，只是最該投的藥方，卻沒人敢提。

大陸官方認定的稅賦負擔率是25~30%，世界數一數二高，但是如果把名稱不叫「稅」的雜七雜八費用與成本也加起來，恐怕根本不只3成。牛津大學榮譽教授Stein Ringen更認為，隱形的稅負成本讓大陸的稅賦負擔在官方認定的基礎上，增加至少20~25%。

為何不輕政減稅，讓企業與人民的稅賦負擔減輕呢？這樣企業的利潤便可提升，而人們手頭也更寬裕可以消費，不就直接反映到實體經濟上了嗎？美國在金融海嘯時期就減免了不少企業相關的稅，就是為了減輕企業稅賦，這樣便可減少裁員，有助於就業市場的穩定。

民營企業長期居於不利的競爭地位，融資難的問題一直沒有獲得根本的解決，如果能下定決心改變，減少國企的特權與特許地位，讓民間企業、國企與外商獲得平等對待，或許會比持續在談國企重組合併卻遲遲沒有進展，對經濟的提振應該會更快見效。

這些，才是大陸政府最該做的，也是一般政府遇到經濟成長停滯時會考慮採用的政策工具。為何大陸政府一直沒有做，令人費解。當所有招數都用完而沒有明顯成效時，或許是時候認真地考慮降稅以及讓國企的特權退位來救經濟了。

DIGITIMES中文網 原文網址: 降準、降息、人民幣貶值都沒效？　被大陸遺忘的經濟解方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cat=140&cat1=10&id=0000439582_OQR416CP91UI3I1X5OEHY&ct=1&wpidx=7#ixzz3jns6FDUE

國富論（七）：中國經濟轉型，考驗習近平「烹魚」功力

最近，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香港參加亞洲金融論壇時表示，中國讓他心驚膽跳（China scares me），不是說中國政府的政策是錯的，而是調整（所牽涉的經濟）規模實在太大。

可不是嗎？中國已是全球第一大貿易國，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也已經超越美國。中國人民銀行在去年11月22日宣布進行兩年來的首次降息，特別是貸款利率調降的幅度大於存款利率，讓大陸股市狂飆，全年漲幅將近五成，可見大陸政策的影響力有多大。

政策改變讓沉悶已久的大陸股市上漲不是很好嗎？在這節骨眼上，克魯格曼在擔心什麼呢？「股市是經濟的櫥窗」，股市的多頭表現，不是意味著基本面的好轉嗎？

仔細分析背後支撐此可觀漲幅的主力，便可知道克魯格曼在擔心什麼。A股去年迄今的大漲，不是反映企業基本面的改善，而是降息的資金效應。從買進主力是散戶的融資買盤來看，不難了解投資人的心理因素－既然借錢的利率降得多，那麼借錢買股票，簡直太划算了，因此就助長了投機的心理。

然而，中國官員意料不到的是，企業借貸成本，降息後卻不降反升。降息約一個月後，中國五年期國債殖利率跳升15個基點，而AAA級和AA級債信評價為「優」和「佳」的企業債，殖利率竟分別跳升37和76個基點，更別說是債信不佳的企業了。考慮到此時發債必須為其債務付出更多的利息，許多原先計劃發債籌資的企業，紛紛打了退堂鼓。這與當初降息是為了解決中小微企業「借錢難」的初衷，背道而馳。（見http://www.nanzao.com/tc/money/44525/zhong-guo-jiang-xi-wei-he-jie-dai-cheng-ben-fan-shang-sheng）

為何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在正常情況下，貸款利率調降幅度應該要等於存款利率，但人民銀行決定讓貸款利率調降幅度大於存款利率，主要是著眼於讓現存的貸款人的壓力減輕。只是，官員沒有把「人性」考慮進去。即便存款利率下滑的速度沒有貸款利率低，如果能不花自己的錢，可以用更低的利率向銀行借錢來炒股，那麼獲利肯定會高於把錢存在銀行裡，這就是股民打的如意算盤。

然而，內地經濟成長放緩，加上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已經使經營環境惡化，銀行壞帳攀升，恐怕才是人民銀行決定降息的主因。

	工商銀行	建設銀行	中國銀行	農業銀行	交通銀行
不良貸款率(%)	1.06	1.13	1.07	1.29	1.17
2014年Q3不良貸款餘額（億元人民幣）	1154.71	1053.2	906.95	1034.66	408.72
較2013年底增加	217.82	200.56	174.24	156.85	90.58

中國最大的五家國營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和交通銀行的第三季財報（第四季財報尚未發布），都透露了呆帳正在累積的事實。（見表）誰是最大貸款人？當然是國企與地方政府。

因此，這個調整，最大受益人仍是政府、國企以及銀行（因為債務人利息壓力減輕，或許銀行呆帳增加的速度可以減緩），而不是人民銀行聲明稿中所說的中小微企業。

為什麼中小微企業貸款難？《國富論》裡面，亞當斯密在討論「貨幣（Of money considered as a particular branch of the general stock of the society, or of the expense of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capital）」時，以蘇格蘭的銀行的放款行為做為例子，謹慎的銀行只會跟他們有長期往來並對他們的債權有良好保障的對象往來，且放款的金額不會超過這些債務人在他們那裡的存款金額，以降低風險。這是金融企業營運的基本原則。

在中國，一些長期以來的潛規則卻扭曲了銀行對「風險」的定義。他們認為，中小微企業經營的風險自然大過有官方撐腰的國企與地方政府，而且他們借款的金額都小，如果為了拚業績，當然還是把錢借給長期往來，又有保障的國企與政府單位（這些國企的員工存款和公帳存款當然都會存在這些國營銀行裡）。即便知道國企營運效率不彰，地方政府債台高築，但相信到最後中央政府一定不會放任不管、任其出事，因此當然還是優先貸給國企與政府單位。

不但銀行因為巴賽爾協定III的監管條件趨嚴，必須保留足夠的準備金，不愛把資金借給中小微企業，民間資金也愈來愈難找。股市大漲，吸引愈來愈多人投入，也把大量的流動性資金凍結在股市裡。也難怪去年下半年來，許多地方傳出企業倒閉潮。

股市的大漲，在買盤集中於融資散戶時，反而是種咒詛。當融資利率高達8.6%，散戶卻仍瘋狂融資搶進股市，一旦股市缺乏續漲動能，開始一段較長時間大幅的拉回修正，融資戶就必須再繳保證金，若繳不起，就得面臨斷頭（被迫賣出股票）的命運。當一個股市短線已經有五成漲幅，這種情況發生的機率不低。斷頭賣壓引發的連鎖效應，將如重力加速度，甚至可能傷及實體經濟。

一個國家的政策走向，必然會牽動經濟民生的發展，對自由市場經濟體如美國、歐洲和台灣是如此，對計劃經濟體如中國，更是如此。此外，中國經濟規模如此巨大，市場與公共投資唯政府馬首是瞻，政策的任何調整，若未考慮周全，或是出發點仍以自身關係企業的利益為優先，難以避免會帶來始料未及的效應。

當13億人在政府的一個口令下朝同一個方向前進，會發生什麼結果？中國特別喜歡歌頌這種「人定勝天」的決心，但在《當10億中國人一起跳》這本書裡，卻讓我們看見了，中國過去盲目追逐GDP成長，或是文革時代唯物政治鬥爭超越誠信倫理的價值觀，一國一黨利益高於黎民百姓生存條件的作法，賠上了環境、健康、貧富差距、金融穩定、社會交易成本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未來恐怕還要為挽救已經污染的環境、扭曲的人性以及敗壞的官箴，付上很大代價。

習近平推動反貪腐、經濟由投資轉型為內需消費拉動、以及「法治社會」，廣泛受到國際的肯定，只是，「治大國如烹小鮮」，要如何在不可謂小的政策翻動下，讓一條在油鍋裡的小魚不被煎得傷皮傷肉，將大大考驗「習大廚」的手藝。

國富論（六）：瑞士法郎與通縮

部落格停了半年多，雖然《國富論》閱讀計劃沒有停止，但是時間隔太久，本來畫線要分享的重點到了現在反而不知如何切入了。不過，瑞士最近宣布取消先前把匯率釘住歐元的政策，讓全球匯市大亂，倒是不失為一個好例子。

「瑞士法郎？Who cares？」幾天前我拿這事想跟周遭同業討論時，被潑了一桶冷水。除了再添一個台灣人缺乏國際觀及對世界全無好奇心的例子外，我忍不住賭氣去找這個問題的答案。

猜猜看，除了金融機構外，Who cares？網球天王費德勒cares。經濟學大師克魯格曼（Paul Krugman）cares。全球各大媒體care。台灣央行cares。

瑞士法郎的重要性的確比不上美元、歐元、日圓、英鎊等組成全球央行外匯存底的硬貨幣和近年崛起的人民幣，但它一直是重要的避險貨幣，也因此在2011年歐債危機最緊迫時，吸引大量熱錢從歐洲各地湧入。在那之前，瑞士法郎兌歐元匯率是0.7:1，但歐債危機時期，竟然飆到接近1:1，並把瑞士國內的物價推升。為了逼退熱錢，瑞士央行連續降息，卻沒有用，只好使出撒手鐧，宣布管制瑞士法郎兌歐元匯率，歐元不得低於1.2瑞郎（換言之，瑞郎=0.83歐元）。

事過境遷，正當大家逐漸淡忘這件事，面對歐元區經濟疲弱不振，更瀕臨通縮邊緣，歐元區如果真的要開始擴大量化寬鬆規模，歐元幣值必將持續下滑，瑞士央行擔心這將加重他們在匯市干預以維持固定匯率的成本，因而在市場完全沒有預期的狀況下，在1月15日宣布取消之前的禁令，瑞士法郎也就因此一飛沖天，兌歐元匯率截至1月20日漲幅達17%。

瑞士網球名將費德勒20日在澳洲網球公開賽被記者問到，瑞士法郎大漲是否也衝擊到他？「當然，」他繼而開玩笑說：「這是否意味著我得贏才行？」不過，即便拿下澳網公開賽的金盃，拿到310萬澳元支票，折算成瑞郎後，也比1月15日前縮水了17%。

至於其他人呢？我們受到的衝擊是什麼？全球匯市是密切連動的，瑞士法郎飆漲，也帶動它對其他貨幣強勁升值，當天瑞士法郎對美元匯率暴漲21%，牽動其他非美元貨幣兌美元大漲，台幣對美元次日盤中一口氣漲2.4角，終場收高1.4角。

別忘了，去年年底前出版的所有2015年財經預測都一面倒地看多美元，那些當初因此重兵佈署美元部位而且還用自動執行系統停損的人，遇到這種意料之外的情況，心痛不已。再次證明：在匯市，從來是看短不看長，區間操作為上。

好了，言歸正傳，這和國富論有什麼相關？

國富論通篇環繞的中心議題，就是「供給」和「需求」決定「價格」。

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指出，他懷疑瑞士央行的聲明，只說了一半的實話。因為歐洲央行到底會不會擴大ＱＥ，到目前都止於大家預期的階段，背後應該是有新一波的大筆熱錢跑到瑞士去避險，使得瑞士央行實在撐不住了。「但這還不是重點，…事實上，這充分顯示了通縮是多麼棘手的一件事，而它正在影響全球的許多地方，不僅是歐洲和日本，很可能中國也會，一旦陷入，就很難脫身，」克魯格曼如此警告。

通縮，還是供需失衡的問題。經濟學對通膨的定義是，太多的錢追逐太少的商品，以至於商品價格不斷上漲。通縮則是，商品供應太多，需求卻不足，導致價格不斷下跌。等大家對價格下降的預期心理形成，人們還是會選擇等待，而不消費。

不過我們可以想得更深一點：是什麼造成需求／消費力不足？是因為沒有消費意願，還是價格消費不起（房價過高，所得不足或是被房貸擔子壓得喘不過氣來）？是因為產能嚴重過剩，無法吸收？還是因為政策把某些消費與某個價值觀（例如貪腐）畫上等號，導致不但是高官不敢消費了，連民眾也都因怕被貼標籤而不消費了？

克魯格曼建議各國政府要保持貨幣寬鬆，不要太早升息，不可過度低估通縮的威力。不過，他沒有回答到的問題是：如果是產能過剩，或是消費需求不足，那就算ＱＥ灑再多錢，真的能止得住經濟陷入通縮嗎？

國富論（五）：放任vs管制

接續上篇文章，我要強調，雖然薪資的不平等是天經地義的，但造成1%比99%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情況，絕對是制度的不健全，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情況。

在《天下雜誌》最近的「1%比99%的戰爭」專題報導裡面，已經透過文化大學副教授洪明皇的數據，以及中研院院士的稅改建議，明確指出稅制不公造成上述的問題，在此不再贅述。

但政策對市場多些管制，是好事嗎？有些比較反商的看法，的確是贊成該運用管制減少外來競爭的，這在太陽花學運時期，各種懶人包當中可找到許多例證。但是，以過去台灣曾經高度保護汽車工業的歷史來看，真的有培植出什麼偉大的汽車工業來嗎？為了保護當地農業，對國外進口的農產品如蘋果抽重稅，又真的保護了農民和消費者權益嗎？或許這些問題該由大家自己去找答案。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對於歐洲當時的政策，使得某些產業的競爭超過了正常的情況，並且限制勞工轉業與流動，使得那些產業的從業人員收入過低，大加抨擊。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使某些產業的競爭超過正常的情況？舉台灣的高等教育來說吧，過度氾濫的批准大專院校設立，導致現在學校搶學生，入學門檻超低…等亂象，應該也是一例。台灣倒是沒有禁止大學教師轉業，只是要從單純的學術校園生活跳到高度競爭的業界，可能頗讓教授們舉步維艱。如果時間能倒轉，教育部該如何做會更好呢？

亞當斯密認為，健康的市場競爭，要比政府強加的制度更好。他舉的例子，是法國國王規定麵包長度與售價，並交由公會執行。但執行這種法律，對社會大眾雖然沒有什麼害處，卻又有何益處？反而還要多聘很多執法人員去抽檢到底有沒有人違犯規定。

亞當斯密的論點，並不完全正確。的確，如果是交由市場競爭，一個店家賣貴了，消費者就不會去買，除非是那家做的東西比別家好吃得多，或是用料實在得多，讓消費者願意花更多錢去買。市場上多了選擇，比較有錢的人可以去選自己喜歡的，收入比較少的人，也還是可以買到比較廉價的麵包，這對店家和消費者，不是兩全其美嗎？但是，政府也不能完全放任店家而沒有任何監督，只是政府該做的，是去檢查店家有沒有造假，摻對人體有害的物質，或是過期還拿出來賣，處罰損害消費者權益的店家，而非是去控制價格。

讓我們聊聊完美的制度是可能存在的嗎？恰好彭明輝教授最近有篇文章，可以讓我們做批判性思考的範本：

http://mhperng.blogspot.tw/2014/06/and-more.html#more

彭明輝教授認為，新自由主義一直在壓縮弱勢勞工的生存空間，因為它實際上包含了四大要項：（1）推動國際貿易，加速產業出走（委外生產，out sourcing），因而加速勞工失業，使得勞動力市場對資方有利而對勞方不利；（2）壓制勞工團體，弱化他們的薪資協商權，使他們被資方各個擊破，在不利於勞方的市場氛圍下接受越來越低的實質勞動條件與所得；（3）國營事業民營化，變相取消國營事業對弱勢階層的消費補貼；（4）政府對富人減稅，並削減對弱勢的福利補貼。

彭教授在文章最後歸納，德國、荷蘭、奧地利的萊茵模式是比北美模式更好的一種資本主義。

後學才疏學淺，以下問題還真應該移樽就教一番：

1.      推動國際貿易就一定加速產業出走嗎？產業出走，就一定只有負面影響嗎？德國、荷蘭剛好都是貿易大國，德國也有不少大汽車廠，將產能移到中國製造，但德國的失業率卻是在創歷史新低，為什麼？

2.      拿柴契爾夫人經濟改革前的英國工會當例子好了，當時英國工會的權利大到足以癱瘓經濟，更別說薪資協商權有多大了，照彭教授的看法推論，應該是對全民最有利的囉？如果看當時的英國經濟，剛好相反，當時是英國經濟面臨衰退的時期，失業率達兩位數。這，又是為什麼？

3.      國營事業民營化，取消對弱勢階層的消費補貼，的確，民營化絕非萬靈丹，但恐怕也不能把補貼當作解決貧富差距的唯一解方。補貼卻沒有有效的排富條款，就會變成像之前的老農津貼那樣，成為弊端的源頭，讓富人多了一個鑽漏洞躺著賺錢的方法。要如何做，才能不至於使弱勢因為基本水電與燃料價格的調漲而變得更窮？推翻民營化，回復國營是可行的嗎？那以前被詬病的國營事業效率低下又如何解決？

4.      台灣政府在過去幾年的確是持續對富人減稅，但對弱勢的福利補貼，如果是從社會福利佔每年預算的比重來看，絕對沒有減少，反而在過去幾年明顯提升。

如果沒有所謂「完美的制度」，那怎麼辦呢？當然，這就得問：你想透過制度達成什麼目標？如果不可能用一套方法達成所有目的，何妨用多一些配套？但如果管制太多，會不會反而適得其反，讓市場窒息了？又該如何做呢？

國富論（四）：如何避開22K陷阱

荒廢部落格多時，是該再拾起筆來耕耘了。已經訂下的讀書計畫，如果中途而廢，等於是給讀者們一個最壞的示範。那麼，就讓我們重新回到亞當斯密的世界。

先來講個真實發生的小趣事。有個外國朋友，是自己創業的資本家。聽到我跟他太太聊到，一個理想的社會，是一個均富的社會，也就是天下為公，英文大概可用common wealth這樣的概念來翻譯，他的反應卻是：你們想要的是共產社會嗎？Are you vying for a communist society?

你聽了這樣的反應，是大驚失色？還是大惑不解？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當貧富懸殊到一個地步，當市場開放僅讓1%的人得到絕大部分的好處，竟讓人們開始又去探尋一個財富重新分配的可能性，即便走到極端，就是那個已經證明實驗失敗的結果。

但很多事情的道理，其實幾百年來是沒有改變的。國富論裡，其實已經對此進行討論。現在的人，炒作22K與1%等議題，相信是為了引起大家對貧富日益懸殊問題的重視。但當制度的改革權仍握在既得利益者手中（兩大黨都是），平民百姓與其望穿秋水，建議先想清楚背後道理，自尋出路比較快。

國富論第十章，標題為：論從事不同勞務與營運貨物(stock)之薪資與營利（Of wages and profit in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s of labor and stock），所討論的核心議題，就是因勞務與貨物的性質不同，所提供的價值不同，因而產生薪資與收益的差異。

短短一句摘要，是否內容便已不辯自明？

造成工資有高低差異的因素有哪些？亞當斯密指出，服務所需的技術高低、辛苦程度、習得該項技術所需投入的成本（時間和金錢）、該項服務是否容易取得，以及該項服務是否需要高度誠信等等，往往造成薪資的不同。

所以，如果自己的薪資一直持續停留在22K，反而應該自問：這工作是否太舒服？是否有太多人在這行業競爭？是否所需的技術門檻太低？以及這不是一個需要高度專業和誠信就能提供的服務？那如果這些條件都不會改變，你如果還選擇留在這行業，又是為了什麼？如果選擇留下來，抱怨有幫助嗎？有可能提升自己的技術和服務品質，來爭取更高的薪資嗎？

「在任何行業裡，能達到卓越水準的，將因為超越眾人的技術而得到大眾的仰慕，因而能獲得豐厚回饋。」這樣的例子，從米其林三星主廚，到世界技職賽冠軍，不一而足。

雖然台灣因為十年教改導致技職教育斷層，使得現在各種藍領工作因為缺工而薪資水準遠高於白領，但家長和學子千萬不可因為看薪資高就又一窩蜂湧進某個目前看起來很吃香的行業。一定要肯吃苦、上進，把手藝練到極致，才有成功的可能。進入一個行業，絕對不是高薪的門票，因為市場人才的供需是動態變化的。這個行業現在高薪，一定會吸引更多人進入，但如果它的習藝成本與進入門檻低，市場很快就飽和，到時就又變成另一個22K血腥戰場。

我去新加坡拜訪台灣最年輕五星級飯店主廚江振誠時，閒聊之際才知道，他除了愛做菜以外，也愛看書，學習語言。他與其他能做一手好菜的主廚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把烹飪當作是一種藝術在追求，他相信藝術需要吸收來自文化的養分，才能有發揮創意的空間。但他為了達到這樣的境界，吃了很多苦，卻樂在其中。22K的小朋友，你們準備好做同樣的犧牲了嗎？

這個世界因為網路與通訊的快速變化，國界模糊了，時差縮短了，因而現在的就業市場有跟亞當斯密所處時空不同的需求。跨國界、跨文化、跨界π型人的需求越來越高，因此，當一個國家的產業與國際市場脫節，所能提供的服務與價值，自然不被市場所接受。人才也是一樣，如果只把自己的舞台鎖定在台灣，能力也只能在台灣有價值，自然會害怕外面的人來跟自己競爭。相反的，如果你自己就是個能跨越國界、跨越文化障礙的人才，反而會想藉機拓展市場到國外，又怎會害怕開放市場？

市場派的經濟學家，認為市場會基於供需的狀況，對貨物與服務的價值做出最公平的判斷，因此堅持，應由市場來做淘汰與選擇，政府不應介入太多。這點，國富論也對政策造成的不平等有所批判。當然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而政府適時地介入，也是必要的。人們在討論制度時，總是容易陷入一種要求完美的迷思，但這是不存在於現實的。之前學的正好與制度有關，在法律系開的Introduction to Regulation課程有不小的收穫，我們可以在下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以及其解方。

台灣在上半年經歷了關於全球化到底是罪惡還是福音、自由貿易到底是引狼入室還是提升競爭力等等的辯論。老實說，在那樣肅殺的氛圍下，的確造成了沉默螺旋效應。這也是為什麼我選擇不在那時繼續寫國富論讀書報告的原因。現在的台灣是否比較理性了？我沒有答案，畢竟這只是一個讀書心得，我尊重大家的言論自由，也希望大家能尊重我思考與寫作的自由。

讀書筆記 國富論(三)：亞當斯密看中國

「中國長久以來，就是世界上最富有且土壤最肥沃，最深耕，最勤勉，也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它似乎停滯不前很久了。馬可孛羅在五百多年前造訪中國時，所描述這國家的農業、工業和人口的情況，和今日到過中國的旅人的描述幾乎相同。」

讀了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在「勞務的工資」與「存貨的利潤」兩章中對中國的評論，竟有寒毛直豎之感。

亞當史密斯是十八世紀的人，出生於清朝雍正年間，卒於乾隆五十五年。中國的經濟從元朝到清初，甚至到清末，停滯不前。亞當斯密拿這例子來討論勞工與工資的供需關係。他指出，如果這五百多年間，中國的經濟停滯而沒有明顯成長，但這時期人口必然不會停止成長，代表雇主可以輕易雇用到人，因此絕對不缺人手，甚至是人浮於事。為了要搶到工作，人們就會競爭，壓低工資，只求能維持一家溫飽就行。而亞當斯密指出，與他同時期曾到過中國的人，即便各自有不同的經歷，卻都異口同聲說，中國的人工真是低廉！中國的工匠不像歐洲的工匠一樣，閒閒坐在店裡等顧客上門，而是要挑著扁擔，出門吆喝張羅生意，提供服務，或是貿易，有如上街討生計(begging employment)一樣。

他指出，雖然中國的經濟停滯，但城鎮人口卻非常稠密，這代表資源難以持續供應各階級維持同樣的雇用人數，因而階級是向下流動，甚至最糟糕的情況是淪為乞丐。「這樣的赤貧階級，是人數最眾多的，貧窮、飢荒或甚至死亡，最先衝擊這個階層，然後向上延伸，直到資源足夠供應那些從暴政和災難的蹂躪下倖存的人民為止。」亞當斯密補充說，孟加拉的情況與中國大致相同。

如果我們翻翻中國歷史，不難發現，亞當斯密指的那停滯的五百年，就是元末到清朝的期間。明朝閉關自守的習性延續到清朝，為了削弱鄭成功的力量，曾封閉海岸線，嚴禁沿海居民對外貿易。

這期間，有太多的福建廣東居民瀕臨飢荒貧窮，紛紛冒死偷渡移民台灣，或是遠渡南洋，只為了不想餓死家鄉。很多人到了異鄉落地生根，當中有些起家致富，有的在風暴下淪為波臣，但大多數人就是找到了一個更開闊的地方，繁衍後代。

管制人口移動與貿易，真的是對自己有利嗎？

停滯了五百多年，也停止了與外界的接觸，依然存留著自己是最富有大國的印象，卻不知這五百多年，歐美經歷了啟蒙時代，航海殖民，已經後來居上。乾隆之後，又繼續了一兩百年的蒙昧無知，才在西方船堅炮利，叩關要求開放通商口岸貿易下，突然醒覺。

有另外一本書值得與亞當斯密對中國的例子加以對照。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Benjamin Friedman在”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一書中的論點，一個國家經濟的強弱反映出其在「機會的開放、包容、經濟與社會的階級流動，公平與民主」等方面的程度。他的理論是，一個（對所有人）開放市場與競爭機會、包容移民、個人可憑努力晉身經濟與社會上層階級，公平及民主的國家，經濟也會比較發達。

如果是以他的標準來看，亞當斯密筆下封閉自滿的中國完全沒有那些特性，也就難怪經濟要停滯數百年了。但他和亞當斯密所著眼的經濟強弱，其實更多是以人均為出發點。否則亞當斯密就不會有「中國是富有的國家，但為數眾多的人民卻僅能掙扎於貧窮線上，求得溫飽」這樣的評論了。

看看我們今天，又滿足了幾項呢？美國自己的社會財富分配也越來越不公平，社會與經濟階級的流動越來越困難。財富的分配，其實很多是競爭機會的開放與否。如果社會中有嚴重的資訊不透明的情況，則內線交易、關說、貪腐、先知道要在預定建地鐵的沿線炒地皮等等，當然就會有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情況。

要讓政治長治久安？要讓經濟永續發展？恐怕統治者需要捫心自問，到底對達成公平民主，對移民（或農民工）的包容，對機會的開放和階級流動做了多少？還是自己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更要努力防止資訊的透明，機會的開放，壓制公平與民主？這就要憑個人的智慧，去做選擇了。

讀書筆記國富論（二）怎麼看比特幣的價值？

前陣子比特幣(bitcoin)成了市場上熱烈討論的熱點，但當各國央行紛紛表態不承認它是合法貨幣後，近期變得比較沉寂了一些。它如果不是貨幣，為什麼還有人會在交易平台上交易？還有人願意接受它，來提供服務或商品的交換？

比特幣是什麼？請參見維基百科的解釋：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7%89%B9%E5%B8%81

這點和遠古時代就有的以物易物行為，沒有什麼差別。但它沒有法定貨幣的地位，尤其因為沒有監管，特別容易成為炒作和洗錢的工具，持有人若要自負風險，就算被騙，也只能自認倒楣。甚至有人因對比特幣好奇亂點開奇怪的郵件和網站，導致電腦中毒，這也沒辦法求償。

不過，比特幣憑什麼可以被炒到一兩千美元？除了人類投資行為很容易受從眾心理與媒體的影響外，關於價值的認定，其實很值得探討的。繼續看國富論關於價值的討論，簡直就是一種哲學的思考。

價值是什麼？亞當史密斯指出，價值有兩層意義，一個是使用價值，另一個是交易的相對價值。他以鑽石為例，幾乎沒有什麼使用價值，但卻有極高的交易價值。但若是水，用途很廣，但交易價值卻很低。

當然每一個人是富是貧，看的是工作的交易價值。但亞當史密斯對「實質」價值的定義蠻有趣的：一件物品的實質價值，對買主而言，就是願意花多大的力氣和努力去取得它；對賣主而言，則是為了要為自己省去的麻煩和代價。當然賣的價格越高，省去的麻煩與代價就更多了。因此，亞當史密斯把財富定義為購買力。

只是，這購買力應該使用什麼單位來衡量呢？用金銀嗎？金銀自己的價值都會改變呢。亞當史密斯指出，當歐洲人在拉丁美洲發現豐富的金銀礦，並把金銀運回歐洲後，供給暴增，使得金銀在歐洲的價格都跌掉了三分之一。

因此，他認為，每個人的勞務的交易價值，反而是最穩定的，因是以滿足其生活所需的商品與服務為其交易價值。而所做的工作需要的技能越高深，就越難取得，而因為需求也多，提供這項勞務的人會要求較高的工資才願意做。

用現代人的眼光看前面這幾段文字，你可能會覺得很好笑，但仔細一想，也不能說他沒道理。

黃金價格在去年跌掉了近三成，白銀跌幅更將近四成。比特幣也波動劇烈。想一想，果然如果價值要靠這些東西來衡量，還真不靠譜。

但如果是以個人提供的勞務來衡量，這也有問題。台灣的大學生起薪比十幾年前低的多哩，因此，應該說，沒有亙古不變的物質價值衡量標準，而是要看供需的平衡。供給多了，容易取得或競爭的替代品多，價值就下降。如果因為量多質不精，需求又沒增加，甚至減少，那就更不保值了。

能怎麼做呢？當然是要讓自己提供的服務質量高，能為服務對象加值，而入行時應該選門檻比較高的職業呀。如果不須什麼技能就能做，安逸舒服的，當然一大堆人都能做囉。

若能把國富論這裡的價值論述融會貫通，應該是非常有助於針對提升自己各方面的交易價值去做努力吧？您說是嗎？

讀書筆記 國富論－Chapter 1-3

國富論其實是五部書所組成：

第一部書：Of the causes of improvement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r, and of the order according to which its produce is naturally distributed among the different ranks of the people.

第二部：Of the Nature, Accumulation and employment of stock

第三部：Of the different progress of opulence in different nations

第四部：Of syst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五部：Of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

第一部書，前三章的標題，分別是論分工、形成分工的原則和市場規模對分工的限制。

第四章開始談貨幣的起源和使用，第五章談商品的名目與實質價格，第六章談組成商品價格的元素，第七章是商品的天然與市場價格，第八章，是勞務的工價。第九章，存貨的利潤，第十章，在不同產業中的雇傭薪資與存貨利潤。這裡特別討論了歐洲國家不同的政策導致的不平等。第十一章，土地租用

在這本書的前三章，亞當史密斯要說服讀者，分工所帶來的極大效益。他使用的一個經典例子是，如果要讓一個人從頭到尾生產一支別針，可能一整天也做不出幾支來，但有個小作坊，雇了十個工人，每幾人負責其中的一道工序，每天卻可生產出十二磅重的別針，相當於四萬八千支別針。每個人各有不同的才能，因而如果專注在自己做得最好的一項工作，在整個社會裡面，與其他人一起分工，用以物易物或買賣來交換彼此生產的商品與勞務，才能用最大的效益滿足彼此的需求。這也是人類與其他動物最大的不同。

在第二章與第三章，他想說明的是，如果市場太小，就會局限工藝／職業的種類。例如幫人提重物的挑夫，只能在城市中找得到工作。若一項貨物或服務的需求是到處都有的，但必須在製作或提供此項服務的技術精進之後，才能把這些商品和服務，帶到更遠的市鎮去，也就是擴大市場。當每個地方都有能力生產同樣的東西時，能以最低價格生產最好商品的地方，顯然就具有優勢。因此，不同國家之間也應該透過分工和合作，讓各個地方負責生產最有優勢的商品，達到最高的效益。這就是貿易。

他在第三章末尾提到中國東部、印度和埃及，或許是因為這些地方幅員遼闊，內陸水系發達，能把資源和商品運送到各地，反而使這三個國家都傾向於自給自足，而不想與其他國家貿易。由於他用”It is remarkable that…”作發語助詞來描述這三個國家的情況，似乎透露著他覺得頗不可思議。

亞當史密斯是18世紀的人，比發明蒸汽機的瓦特早出生十幾年，因此在他寫國富論時，應該還沒有見到工業革命如何改變英國的產業與經濟。

走筆至此，我很驚訝，逝世於1790年的亞當史密斯竟然對遠在天涯的三個國家有如此的了解。當然，英國人的航海時代早從伊莉莎白一世在位時期的十六世紀便已蓬勃發展，對國境之外的探索和啟蒙時代的旺盛求知慾，為後世百花爭鳴的科學與藝文厚植了肥沃的土壤。

讀後心得與問題:

英國和台灣一樣，是個孤懸於大陸之外的海島。資源有限，人口也不多，當時也常受到西班牙等歐陸強權的壓力。但英國選擇的卻是自由貿易，向五湖四海去探尋更廣闊的天地和市場，對每個陌生的地方，窮盡一切蒐集與整理與當地社會、政經、文化、地理等相關的資訊，因為他們想做生意，就得先了解他們的顧客想要什麼。

台灣呢？我們的心態和做法又是如何？比較像中國還是比較像英國？為什麼？我們的客觀條件比較像中國？還是比較像英國？英國為什麼選擇自由貿易? 

如果台灣要在國際市場裡面跟別人分工，我們具備的優勢是什麼？總有人會比我們用更低廉的價格生產同樣的東西，那我們該怎麼辦？封閉和自我保護是最好的方法嗎?其他國家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我們該做什麼，讓自己變得無可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