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灘上的螃蟹沙畫

上個禮拜，我陪母親到金門度假。在料羅灣沙灘上，有很多小圓球散落而拼出很美而且複雜的圖形。面積真的很大，很多人都看到了， 有的人毫不在意地走過，也有頑皮的孩子，拿腳去踏平這些圖案。我在沙灘上看來看去，覺得好有趣，發現一個像手的圖案（見照片），旁邊還有一條軌跡，好像一隻手要去抓住繩子一般。

後來發現，軌跡是個小海螺走出來的。而無數個圓球則是小螃蟹吃了沙以後吐出來，用兩隻前腳揉成圓球，再用後腳踢到後頭去所形成的，難怪每個圖案的附近，一定找得到一個小洞口，那就是小螃蟹的家。(這是我看了金門國家公園的生態保護影片才知道的)

其實我們每個人每天勞勞碌碌，在各行各業奮鬥，也有點像這些小螃蟹。我們day in-day out做著看似重複的事情，可能也不清楚自己的努力，有什麼意義。幾年過去，十幾年過去，幾十年過去，當這一顆顆沙球在我們背後積累成了各種不同的圖案，我們才發現：啊，原來我對誰有過什麼幫助，哪件事情當初發生時，以為很糟糕，後來才發現是上帝的祝福。螃蟹踢走圓球時，也不會知道小海螺會從牠後邊經過，形成這樣有趣的圖案。

聖經傳道書9章11節上有這麼一段話：「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是的，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當復興航空班機在澎湖因緊急降落失敗不幸失事，有一對年輕情侶在逃出機艙時，看到有個十歲孩子也在那裏，他們沒有想太多，趕緊把她一起帶出來，就多救了一條命；他們看到了助人的機會，就一把抓住了。

我們每天可能也有類似的機會，也許沒偉大到能救人一命，或許就是多幫服務的對象想多一點，解決他們的問題；或是關心一個心情不好的朋友，知道他需要幫忙, 而自己剛好有認識的人可以幫得上，雞婆一點牽個線，讓社會資源與關懷互相流通。或者，一句問候，一個正面的鼓勵和肯定，或許因為這樣，你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就救了一條原本想尋短的命，或是讓一個偏激而負面的人，看到了世界上也有好人。這樣的蛛絲馬跡，存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其實你我都看得見，就如沙灘上的螃蟹沙球畫一樣。只是，看見了，我們是那視而不見的人? 還是用腳去抹平, 故意不承認這樣的需要? 還是馬上去抓住那稍縱即逝的助人機會呢?　希望今天分享的這個畫面，能常常存留在您的心中，當助人的機會來臨，抓住它，讓世界更美好。

父親說不出口的...

 晚上接到父親電話。「都好吧？」「還好啊。」不是太驚訝，因為他老人家挺常打電話來確認「Everything is Fine」。不過他沒有就這樣結束對話，繼續問：「工作順利吧？」

「差不多啦。」

「弟弟他們呢？」「還好吧。」

「啊，你最讓我放心呢，」爸爸在電話那頭這樣說。

這是第一次聽他這樣說。覺得案情不單純。

「你還好吧？」我問。

「我去高雄長庚看你伯父，」他嘆了一口氣，「不樂觀。」

在屏東務農的伯父，黝黑的皮膚，沙啞的喉嚨，被檳榔染紅的血盆大口，小時候兩個弟弟看了他就怕，只有我沒躲，阿伯阿伯的叫。每次他到嘉義，總是扯開嗓門：「你們家那個外省小孩跑哪去了？」我們家哪來的「外省小孩」？原來是在消遣我的破台語。

伯父家種蓮霧，檳榔。每年兩家人只會在清明掃墓的時候碰到，偶而會在掃墓後一起吃吃飯，但也很尷尬，沒有共同話題可聊。父親從小被過繼給他的伯父，是成年後才又跟親生兄姊們有較多的聯絡。爸爸在養父母家庭，得到比較好的教育機會，伯父他們則是因為叔公好賭，敗光了家產，從小離散困苦。靠著自己努力白手起家，長大了找回弟弟團圓，見了面除了送水果送禮的，也不多說過去的苦日子是怎麼過來的。畢竟，被養母當作獨生子般寵愛的弟弟，又如何能體會他們的苦呢？

自己的哥哥在癌症末期與死神搏鬥，對爸爸來說，恐怕心裡也是五味雜陳卻又不知該說些什麼吧。大部分的男人只會用行動來表達情感，送禮，獻殷勤，幫你做這做那，就是表達愛的方式了。但在加護病房，看著老哥哥在加護病房，靠著呼吸器維持生命，連說話也都多餘了。可以想見，突然撥了電話給我，大概是心有所感吧。

父親從不會把「愛」字掛在嘴邊，對小孩也是責備多於鼓勵和肯定。典型的傳統男人，但出奇的嘮叨，控制。但只要是我們需要的，不管是多貴的語言學習機，百科全書，甚至是十幾年前的蘋果電腦，他絕對連眼睛也不眨一下的買給我們。當然，我們這些不成熟的孩子，總是理所當然。但對父親的嘮叨和管東管西，除了怨言，也常出言不遜的頂嘴，和他大吵。他總是說，「我是為你們好，有誰能像我這樣，每件事幫你們準備好，計畫好，不就是不想你們吃苦嗎？」襁褓中，養父就過世了。分家產時孤兒寡母備受欺凌。父親總愛提到祖母抗議曾祖父棄他們不顧，抱住祖父棺木，威脅拒不下葬，最後領得幾口薄田，由佃農耕作餬口。哪知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對佃農是福音，對這家孤兒寡母卻是天大的打擊，還好姑姑學了打字，在玉山林管處覓得收發處的工作，開始有份薪水養家。

母姊再好，也無法克盡父職。父親幸好在學校一直遇到好老師，給他鼓勵和提攜，幫他爭取繼續升學，但也得自己摸索，甚至是小學六年級就得自己走路去報考中學，因為祖母不識字，而姑姑要上班。這或許是父親不安全感的來源，也是他一直想彌補的缺憾。

我也是這幾年才悟出父親表達愛的方式。那天聽到一個年輕同事抱怨每次他的父母來台北看他，總要他到車站接他們，讓他覺得很麻煩，怎不會自己學著搭公車或捷運。

我沒有馬上接話，過了一兩分鐘，說：「我每次回嘉義，我爸爸總是執意一定要自己去接我。我每次都說，我已是大人了，自己知道怎麼搭車回家，但他還是不管日曬雨淋，白天黑夜，遠從市區開半小時的車到高鐵站，然後站在二樓的出口，等著我。」

「他們那個年代的人，不太會用言語表達，」我說：「但我現在慢慢知道，那就是我爸表達愛的方式，雖然他說不出口。」年輕的同事點點頭，沒有答話。

我們也不知道還有多少機會用爸爸媽媽習慣和需要的方式，表達我們對他們的愛了。或許，卡片、禮物和言語都比不上一些細膩而無聲的動作，足夠讓他們知道，在我們心裡，他們的分量。

名字裡頭的政治問題

這是2006年我剛到倫敦政經學院念書時寫的一篇文章，原載於雅虎部落格。因雅虎馬上就要關閉部落格的服務，敝帚自珍，覺得有些文章的觀點還是有分享的價值，因此轉到此處發表。

　昨天參加LSE的台灣同學聚會,有個外國同學來插花.他不停的告訴每一個人,"stop using your English name, you should love your true name, don't submit to British colonialism."吃驚之餘,我對這個問題思考了一番.

    這位朋友提到一點讓我覺得有趣.他說,英國人絕對不會去取一個中國名字,不是嗎?你們不用覺得英國比較優越,因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乍聽之下一般人很容易會被這樣的講法煽動,但姑且不論取外國名字的人的用意何在,是否用一桿子打翻一艘船的說法,評論所有用外國名字的人,我覺得的確不是太妥當.

    事實上,有很多外國學者/外交官是有中文名字的.而且不是翻譯來的中文名字哦,比如史景遷(Jonathan Spence), 李潔明(James Lily),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還有歷史上唸過的耶穌會修士利瑪竇,南懷仁等.而我多年前帶過外國人來台灣學中文的青年參訪團,有不少人請我們給他們取中文名字. 當初利瑪竇他們進入中國的時候,取中文名字主要是為了能消除與當地人之間的文化障礙,以期傳教順利,用意也是和善的.

    每個人難免有盲點,也許這些事情是這位朋友所不知道的.但在名字背後,的確有不少耐人尋味的東西.

    為自己取英文名字是否是種屈服於英國殖民思想的做法?的確在日據時代,日本統治者曾經推動和化政策,要求台灣人改日文名字.一些我們所知道的名人,為了歸化日本公民,也改了日本名字.但也有很多人,比如王貞治,仍保有中文姓名,卻也深受日本人的尊重.我的華人朋友的"西洋名字"裡,有Ricci,是義大利名字.有Isabella,是西班牙名字.也有男孩子英文名字叫做Echo.每一個名字都是特別的,也應該有其意義在.如果改名字是為了崇洋媚外,那的確這位朋友的論點有它的道理,但如果是為了方便不曾講中文的人能很快記住你,也沒什麼錯.

  台灣的原住民的例子倒是值得一提.過去10年來,不少原住民把名字改回自己語言裡的名字.以前在日據時代也好,在國民黨統治時代也好,他們受到歧視的情況嚴重,連名字都要取和名或漢名. 但事實上,因為文化社會的慣例不同,改回原名時倒也有不少困擾.

    公共電視有以下的有趣報導,提供大家參考(http://www.pts.org.tw/~web02/name/p7-5.htm):

    "第一次與蘭嶼達悟人作家夏曼．藍波安見面的人，不免彼此介紹，認識對方所在的位置，尋找禮貌稱呼的方式。許多人赫然發現，夏曼．藍波安沒有我們習以為常的「姓氏」。再平常不過的「請問貴姓」，竟然隱含文化的偏見。

    按照外人的理解，夏曼．藍波安的尊稱是「夏曼先生」或「藍波安先生」。不過，了解達悟文化的人會告訴你，夏曼是「已經當爸爸」的人的稱呼，藍波安則是他的「第一個小孩的名字」。

    也就是說，夏曼．藍波安其實是「藍波安之父」的意思。結了婚、沒有小孩之前，夏曼．藍波安則是施努來。將來藍波安生子，夏曼將改稱為夏本（意味「某人的祖父」）。這種特殊的達悟人命名規則，人類學的術語稱為「親從子名」。

    不管是「前名」或是「後名」，「夏曼」或「藍波安」都不是姓氏。達悟人面對需要填寫「姓名」的表格時，實在是無法符合易文化的內在邏輯。事實上，正因為「名可名非常名」，使戶政事務所苦惱於達悟人理直氣壯的「階段性」更名要求。

    同樣屬於平權社會的泰雅人，命名規則採取的是「親子聯名」。通常是以父親與子女的名字相連接。作家瓦歷斯．諾幹的名字，瓦歷斯是自己的名字，諾幹則是爸爸的名字。瓦歷斯．諾幹生子，命名為威暑．瓦歷斯和威海．瓦歷斯。諾幹、瓦歷斯、威暑（威海）一脈相承，卻沒有「姓氏」。如同蘭嶼的達悟人，聰明的瓦歷斯．諾幹自然也無法化解需要填寫「姓名」表格的困惑。

    前述命名原則所隱涵的個體性顯而易見，階層化社會的名字則突顯集體性的意涵。阿里山鄒族的名字，不論男女都只有約十個左右，循環使用；聚落內的同名者眾，便以家族的名稱作判斷。

    因此，巴蘇亞．博伊哲努（目前的原住民委員會副主委浦忠成）與巴蘇亞．偝翁希是不同的。事實上，鄒人的家族名標誌其在部落體系的位置，也區隔出不可違逆的婚配的範疇。

    博伊哲努有風中之子的意思，是雅塔鄔雍喀那家族在暴風雨之後拾獲的養子，地位低於它的收養者雅塔鄔雍喀那家族。至於俾翁希則是部落領袖家族的職位稱呼，而非姓氏；任何擔任部落首長的家族成員，都被冠以俾翁希的稱呼，原有的家族之名暫時隱藏不用，待不再擔任領袖職務時再恢復原來的家族名。

    排灣族將家屋給予獨特的名稱，不論貴族或平民都有各自的家名。家名是一種徽記，是所有居住在家屋之內者對他者的識別符號。比方說作家利格拉樂．阿女烏的名字，利格拉樂是家名，不是姓氏。兩個分別住在不同家屋的兄弟，自然擁有不同的家名。

    有時候，名字的光芒會被其他的稱呼所掩蓋，阿美人年齡階級級名的重要性，凌駕子女連母名的名制。而賽夏人大型的家族合葬，墓誌書寫高達二十餘世（超過六百五十年）、清清楚楚的世系綿延，令人嘖嘖稱奇。"

  這個外國同學的爭論讓我想起多年前被很多人傳來傳去的一封e-mail.上面說,我們不要再叫自己是Taiwanese,因為英文裡的ese字尾是在貶低亞洲人,相對都是比較落後,比如,Chinese, Vietnamese, Japanese, etc.而西方民族字尾都是-an, 或是French, German等.我因而不遺餘力回信請傳給我這種垃圾的人別再傳了,因為根本不是事實.第一,如何解釋Portugese? 第二,這些語尾其實是跟音節以及最後的那個子音或母音有關.三音節的,多半以"n"結尾:Korea-Korean/America-American/Mexica-Mexican/Italy-Italian;兩音節的,則以字尾的子音加ese,比如:Japan-japanese/China-Chinese/Taiwan-Taiwanese.但還有很多變異呢,比如:Thailand-Thai.因此,這完全與種族歧視無關,應該與語言特性比較有關.

　為什麼要去用這些名稱來強加套用在強調民族優越/低劣的問題上?難道全世界的人們不能相安無事,和平共存嗎?在一個多元的,全球化的世界裡,難道我們不能捨棄歷史的傷痕,自己的偏見,好去更認識彼此,從彼此學到更多文化的精髓嗎?但願我們可以把更多的智慧和精力,花在更加有意義的事情上.

延伸閱讀：What's in a name? Part 1

                              What's in a name? Part 2

龍應台劍橋演講內容 : 要和平, 便不能繼續傷害台灣

分類：新聞時事

我們都知道，台灣海峽是全球「危險區」之一。五六百枚飛彈佈在中國海岸，對準台灣島群。需要這麼多飛彈來對付那麼小一個島，其實是蠻令人驚異的──中國的面積是台灣的兩百五十六倍，人口是五十八倍。兩岸之間有多遠？從馬祖的海岸，你其實看得見對面行走的鄉親。一個戰鬥機飛行官告訴我，從新竹機場起飛到抵達對岸，六分鐘。

　成長的經驗塑造價值 說台灣海峽是個可能威脅世界和平的「引爆點」這個用語，對台灣人而言，一點也不誇張。「引爆」不是說著玩的。在一個不到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金門島上，仍有一百五十萬枚炸彈，每一平方公里有一萬枚炸彈，而這還不包括五十萬枚地雷和五十萬顆子彈在庫藏中。金門島上七萬居民每一個人可以「分享」到二十二個炸彈，八個地雷，四十四顆子彈。台灣島上的軍火庫，也常常傳出爆炸。

戰爭離我們的記憶不遠。從一九五八之後的二十年裡，大概有一百萬個炸彈投進金門的土地上。我們在一種「戰時」狀態下成長。在我十二歲之前，我已經在學校演過很多次背著槍的小兵，用刺刀殺「敵人」，在我十八歲之前，我已經參加過無數次的「國語演講比賽」，針對「光復大陸，拯救同胞」提出我的智慧和慷慨激昂的見解。

出海的漁民受嚴格管控，而且基於「安全」理由，長年不被允許備有充分的通訊器材，暴風來時，只有沈滅的命運。我們有一千五百公里的海岸，但是，海岸是軍事重地，所以很多人不會游泳。對海，我們恐懼。

所謂siege mentality，「被封鎖心態」，我們是很熟悉的。

我在一九七九年認識了第一個大陸的「中國人」。比較彼此的成長過程，發現我們其實很像：他也演過小兵「殺敵」，他也參加過演講比賽，唱過無數的愛國歌曲。我們之間的差別只不過在於：他的「英雄」和「烈士」是我的「叛徒」和「罪人」，我的「偉人」和「救星」是他的「匪」和「幫」。「革命」這種詞在我聽來帶點兒恐怖，在他卻是義正辭嚴。他說的「左」，代表「反動」，落後，保守，剛好是我心目中的「右」。

因此，我們之間的價值觀差別大嗎？在深層的價值上，我們其實是一模一樣的。英雄和烈士、叛徒和罪人的名字換了，但是判取忠奸的價值標準，完全是同一套。

差別，是在一九八七年台灣正式地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之後才顯著的。在台灣，一統的「大敘述」、大寫的「真理」被無數細碎的「小敘述」所取代，大寫的任何偉大理念都被小寫的個人價值所凌駕於上。任何共識都不得不經過爭取和格鬥而後獲得。民主使得台灣人的價值觀有了一個深刻的改變：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兩者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認定，和從前，也和現在的中國，有了比較根本的不同。

　中國不是鐵板一塊 人權，是民主體制裡一個核心的價值。在這個關鍵的觀念上，台灣和中國大陸也有嚴重的分歧。但是，當我把「人權」和「中國」兩個詞相提並論時，諸位很可能以為我要談的是有多少作家、記者以言論獲罪，被關在牢中，或者，中國每年有多少死刑犯，每年有多少農民房舍被強制拆除而流離失所。諸位是西歐人，我認為，這種談論人權的方式，你們聽得太多了，因為這是西歐的主流談法，我反而願意提出另一個角度供諸位思索。

沒有錯，言論控制是中國每天的現實，而且隨著科技發展，它控制個人和媒體的技術跟著日新月異。但是在這我們目睹的集權管控的同時，我們或許也不能不同時看見正在發生的改變。在二○○五年，據統計有九萬多次的大型群眾示威和抗議事件在中國發生。這代表人民的權利意識在快速成長中，二○○三年甚至被中國媒體稱呼為「維權年」：年輕的律師協助農民控告政府侵權，中產階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上法庭，作父母的爭取教育權，愛狗的上街呼籲尊重「寵物權」等等。

我認識到的是，中國並非一塊鐵板，它的價值觀也在分裂中，而且在我們比較看不到的內部，價值正在進行彼此的拉鋸。全球社區的責任可能就在於，深刻認識這個價值觀在變動中的新中國，然後清楚知道我們要做些什麼，不做些什麼，才能使中國內部理性、開放、和平的那一半力量在價值的拉鋸中得到上風。

台灣有人權問題？ 諸位可能覺得奇怪，台灣有人權問題嗎？
這樣說，假定我們有這麼一個小社區，因為什麼理由，我們不准許這個社區裡的人出席任何會議，參與任何決策，我們不准許他們出現在任何全體社區的慶典、哀悼、紀念的重要場合上，而且，我們禁止這個社區的領袖離開他的社區進入我們的範圍內。甚至於，如果大社區失火了，我們不通知他們。甚至於，我們不准許他們以自己的名字稱呼自己。

請問，這叫不叫人權侵犯呢？

就經濟力來說，台灣是全球第十五大經濟實體。就人口來說，台灣是全球兩百多個國家中第四十八大。但台灣被摒除在幾乎所有國際組織之外。它必須用金錢來「買」外交。它的領袖出行時，受盡羞辱。陳水扁總統在二○○六年「迷航」國際，固然是他個人的行事方式極為可議，但是他所招來的屈辱，不是他個人的屈辱，是整體台灣人的屈辱。

國際社區對於台灣在政治上的孤立處境，是有所瞭解的，但是我認為，國際社區對於這種孤立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它對台灣人民傷害的程度，沒有絲毫認識。並非只在政治領域台灣被「隔離」，「隔離」其實滲透所有層面：藝術、學術、公共衛生、教育，所有領域。就以藝術來說，譬如在威尼斯展中，台灣無法在公共的國家館園區中展出，必須在區外另找場館，而已有的展館，還要年年擔憂是否保存得住。

最突出而尖銳的例子，當然是「非典」(SARS)事件。疾病爆發時，台灣衛生官員緊急知會世界衛生組織，要求其提供資料和協助，得到的答案是，你不是會員，請去找北京。但是在疾病爆發初期，北京官方根本還沒準備好如何處理自己的問題。

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先是經過三十七年之久的戒嚴，戒嚴就是一種鎖國，然後在戒嚴的後期，又開始了長達三十五年的國際封鎖，一直到今天。三十七年戒嚴和三十五年封鎖，不可能沒有「症狀」出現。二○○六年一份台灣雜誌的調查結果是驚人的：
八十％的台灣人不知道聯合國總部在哪裡
八十％的人不知道諾貝爾文學獎在哪一個城市頒發
八十％的人說不出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裡
六十％的人說不出德國用什麼貨幣
六十％的人說不出雅典在哪一個洲
你不能以為這個調查是在偏遠鄉村裡做的，不，它的主要調查對象是在台北，而台北的人口，是華人世界裡平均教育水準最高的城市。

　聯合國成員怎麼解釋？ 所謂國際，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共同的全球社區，而台灣人完全被剝奪了參與全球社區的社會權和文化權。諸位是否知道，剝奪社會權和文化權，是違反聯合國的人權憲章的。請讀一下聯合國人權憲章第二條和第二十二條的條文：
—本章所涵蓋之權利，不可因個人所屬的政治、司法或國家的國際地位而有受影響，不論他所屬的是獨立的，託管的，不自主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主權管轄。
—透過國家的努力或者國際的合作，每一個個人都有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這些權利對於他的尊嚴和個人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西歐國家都是聯合國的成員，請問你要怎麼對台灣的孩子們解釋這兩個條款的精神呢？
　為了世界和平 三十七年的自動封鎖，三十五年的被迫封鎖，不論自動或被迫，人民何辜？今天國際對台灣的孤立和「遺棄」，使台灣人覺得，他們因為爭取到了民主而反受「懲罰」。全球社區一旁冷眼觀看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孩子，明明在全球化的大村子裡頭成長，他們稟質優秀而且加倍努力，但是他們被剝奪了全球公民籍，也被剝奪公民的基本尊嚴。

這種剝奪的傷害後果是雙重的：
一，台灣的民主無法做實質的提升。請諸位告訴我，一個完全無法參與國際事務，無法從國際事務中得到演練，更無法對國際盡責任、負義務的社會，有可能成為高品質的民主嗎？
二，台灣的孤立持續，人民的挫折加深，對於孤立的「始作俑者」─中國─的敵意更強，與中國對抗或分離的意願也就更甚，台海衝突的可能性，更高。
國際社區要關心台灣處境，不是只為了台灣人，而是為了全球村本身的安全。邏輯其實這樣簡單：在中國尋求現代化的路途上，台灣經驗──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是中國一個最重要的參考系。如果說，一個開放、理性、有公民參與的中國對於世界的和平穩定是必要的，那麼全球社區就不能不重視台灣的重要。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愈得到全球社區的支持和呵護，台海的穩定，世界的和平，就愈得到保障。
國際對於台灣的封鎖，對於台灣孩子全球公民人權的剝奪，你不能視而不見，它必須停止，不僅只為了台灣，更為了國際的和平。
（本文係龍應台應英國劍橋大學之邀，擔任今年度「川流講座」學者，於五月十七日所作公開演講的講稿內容摘要, 載於中國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Content/0,4518,9605180101+96051810+0+145655+0,00.html